南京大屠殺，在日本被稱作“南京大虐殺”。我開始關注普通日本人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是在幾年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輕人在BBS上面辯論，對方的觀點是“南京大屠殺”純粹是捏造。終于，耐不住性子的我憤而問道：無論你怎樣講，總不能否認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個日本的年輕人回答：你們中國人一直在打內戰，誰知道是不是你們自己埋下的？
面對這個一半無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出離憤怒。
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這樣看的？
日本人的“鴕鳥思維”
和日本人交流這個話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困難的。無論是立即表示歉意還是含糊其詞，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對這個話題感到極端的不自在，匆匆岔開。
但是，當我走進日本的圖書館，又清晰地看到在這里的書架上，可以看到大量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圖書和影像材料，其數量也只有廣島和長崎可以相比，例如，在荒木的大阪府立圖書館，我可以找到14頁藏書目錄、共有137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獻，多于珍珠港事變的9頁目錄、88本。而且圖書出版的日期，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2007年持續不斷，反映了日本對于這一事件持續的重視。
日本對這一事件的著作，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觀點。既有引經據典完全否定大屠殺存在的《南京大屠殺虛構說》，也有詳細記述親歷屠城經歷的《南京大虐殺何以發生》。雙方的看法迥然不同，卻各說各話，彼此仿佛視而不見。
在這個問題上，想知道日本人心里怎樣想的，我不得不借助友人的幫助。在日本有一個特殊的人群，叫做中國歸國者，又稱“殘留孤兒”，他們是二戰后滯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并于上個世紀下半期陸續返回日本。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適應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對于中國普遍有較深的感情。因此，通過他們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無疑比我個人的努力更有效果。為此，我曾請大阪歸國者中心（柴島）的一些朋友協助進行了采訪，他們和身邊日本人有意無意的談話，也許更能客觀地揭示日本人對于這場暴行的看法。
那么，他們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如何呢？
從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看，其實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也只占極少比例。這中間，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階層居多。
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今天作為發達國家的一員，日本人有一種“鴕鳥思維”，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觀上不愿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對于教育程度較高的成年人來說，只要看一下史料，這種想法就會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會去看，若干年輕的日本人則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愿意相信的什么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憤青”。這些人甚至會在網絡上和人公開辯論，以無知為勇敢。
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和平環境和老齡化社會中的現代日本人，確有些人難以理解當時日軍居然能做出那樣殘忍的事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一直躲藏在山林中，上世紀70年代才承認日本戰敗，被稱為“最后一個日本兵”的小野田寬郎少尉，被從菲律賓接回日本，他受到了日本上下的熱情歡迎，但是，他表現出的對于天皇，戰爭，殺戮的狂熱，也讓當時的日本輿論頗為吃驚，甚至有人認為他躲藏山林時間太久，以至于精神失常。實際上，這才是當時日本士兵的真實面目。
也正是由于這種反差，一些本來不相信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后，會引發劇烈的反應。
不忍卒讀的真相
有這樣矛盾的想法，和日本可以看到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材料觀點截然不同有很大關系。事實上，在日本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作品之多，可以多到讓一個中國人不忍卒讀，讓我們沒有勇氣面對先人曾經遭受的屈辱和災難，那些文字中，曾經的日軍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細致把這場大屠殺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現。
原日本海軍第13航空隊轟炸機隊隊長奧宮正武在《我所見的南京事件》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所見的大屠殺場面：
“在下關刑場附近，從城中開來滿載中國人的敞篷卡車絡繹不絕，停在倉庫中間。”奧宮認出行刑的日軍部隊屬于第九師團第三十六聯隊，他走進碼頭的倉庫群，看到“兩手被綁在背后的十幾個中國人，被一個個拉到江岸邊幾米的地方，用軍刀和刺刀慘殺后，投入揚子江中。”“江中只見層層疊疊的尸體，靠近岸邊的江水為之阻塞，以肉眼幾乎難看出的速度裹挾著尸體艱難流向下游。但，有些人還沒有徹底死透，掙扎著向岸邊淺灣處逃生，那附近已經是一片血海，因為那里等待他們的，是早有準備的槍擊和刺刀。”“整個過程如同流水線一樣秩序井然，連大聲指揮的人都沒有。看來，明顯是根據上級的命令在進行。” 他向刑場入口的一個下士問道：“這么多中國人，就這樣安安靜靜被帶來，你們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內，對著在廢墟上收拾的中國人問：‘有肚子餓的舉手’，然后把舉手的裝上卡車作出帶去吃飯的樣子，就完成了唄。”“那么，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長官說，為了節省子彈。”
這已經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過了兩個星期。
僅僅日軍第三十旅團一支部隊，其指揮官佐佐木道一少將就在手記中記錄：“到12月24日共計處刑15000人以上，12月24日至次年1月5日，處刑數千人。”
這樣的記載車載斗量。
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日本人，在今天的態度是承認或默認南京大屠殺存在，但不愿意深入這個話題。日本官方也從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在日本的相關文獻
在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多是近年出版的，由日本老兵提供材料，比較如實反映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親歷記錄。
這大多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寫下的文字。事實上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日本并不是戰后才開始的。講演通信社的《野戰郵便旗》雜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軍曾經進行的大屠殺，并稱這是為了“威懾敵人，促使蔣政府放棄抵抗”。越是接近現今，這些記錄越多而且詳細。這是因為到了上個世紀后期，這些老兵大多保持沉默，而今天，隨著他們的年齡增長即將離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發現，開始通過公布其當時日記等方式，重現那時的真相。在日本的這類圖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些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訪的形象。也有一些這類圖書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動收集文獻編成的。正是由于他們留下的無可辯駁的記錄，使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輕易觸摸到南京大屠殺無法否認的證據。
這類圖書包括——小野賢二等著《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士兵的陣中日記》、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親歷者27人的敘述》、星徹及渡邊春已等合編的《南京大屠殺——歷史篡改者的敗北》、《南京大屠殺與日本軍——幕府山殺害中國戰俘事件》等。
從日軍史料看來，當時南京的中國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見的南京事件》中記載，12月23日或24日，有一個勇敢的中國人，持刀悄悄潛入日軍第三十六聯隊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軍警備松懈的機會，連續殺死多名日軍。奧宮的記錄中，告訴他這件事的第三十六聯隊士官稱日軍小隊長級士官就被這個中國人殺死10人或11人。雖然，日軍為此進行了血腥的報復，但我依然為這位在日軍獸行中不屈的中國人感到驕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閃爍。這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相關文獻時，唯一讓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對于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有些圖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些圖書都承認和證明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第二類是對日本以外記錄南京大屠殺事件文獻的翻譯，其中包括《拉貝日記》、《馬基牧師對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秘藏照片中的南京事件》等，也包括中國方面的若干文獻。這些文獻也間接地提供了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第三類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作品。這里面還可以分成兩類。
一部分是若干參加過南京作戰的日軍，為了否定曾經有過的罪行進行辯解的文章。如原日軍士兵吉本榮的作品——《南京大屠殺，虛構的粉碎》、松井石根的秘書田中正明所出版《松井大將陣中日記》等。這些作品開脫的內容雖然較多，但是由于無法改變史實的存在而軟弱無力，如《松井大將陣中日記》里面多有內容顯示松井石根不應為南京大屠殺負責，然而，在法院審理有關人士對此的訴訟中，發現這部日記，居然被田中修改了六百多處！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謂歷史學家的作品，主要是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證據進行質疑，反駁，如東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全體像》、《南京事件證據照片的鑒定》、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等。日本右翼團體是日本社會的一個特殊集群，他們順應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軍曾經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寫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文獻。這些文獻在眾多歷史記載中根本不堪一擊，以至于我認為右翼人物寫下這些文字時，他們自己都難以相信。只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民眾精神期望，這些荒唐的文獻才有了市場。這些文獻，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真相的遮蔽
對比確證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可以發現兩個特點。
第一，確證作品中日方人員提供的證據，否定派的右翼作家總是盡量回避。
第二，確證作品每本書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的證明，如松岡環的《南京戰——尋找封閉的記憶》記錄了102名日軍官兵對大屠殺的證言。而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像東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約1/3。
否定派提出的觀點，主要是認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不足，并想方設法在現有證據特別是中方提供的證據中尋找漏洞，肆意歪曲，大約因為中方大多不能看到他們的作品，也很少有用日語進行反駁的可能。這樣，他們的所謂“解析真相”才能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認同。舉例來說，畝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貝日記檢證》文中稱拉貝記錄了南京只有幾千中國戰俘被殺，而不是中國所說的數字。實際上，拉貝的原文是“日軍以幾千人為單位將中國殘兵拉去殺害”。既忽略了拉貝日記中其他地方對于日軍殺害平民的記錄，也曲解了這句話中“為單位”的關鍵含義，不知道這是無意的錯誤，還是故意的誤導。
謊言的重復，有時候也會掩蓋真理，或許，這就是右翼作家們的目的。也頗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殺這件事，正反兩種說法的書都有，沒有時間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排除過去幾十年各種政治因素的干擾，能夠達到讓大多數日本人認識到南京大屠殺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并促其反省，是中日兩國歷史學家已經共同做到的良好成就。應該承認，一些日本學者，在承認和保存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如《南京戰》的作者松岡環，不過是一名有正義感的普通教師。而上個世紀80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為右翼指責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記錄為虛構而將其告上法庭，保證了南京大屠殺和日軍侵略亞洲各國的內容被保留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在日本，這稱為“歷史教科書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右翼分子依然在頑固地阻止這種真相的傳播。
例如，日本偕行社原是一個堅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出版機構。但是，由于無可辯駁的證據不斷出現，1989年偕行社在新書《南京戰史》中承認了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并公布了一些證據（雖然屠殺中殉難的人數它并不同意中國的說法）。結果，它遭到了日本右翼的強烈反對。右翼分子投書威脅出版社，列出了以下五條“反對意見”：一、編輯委員會認為屠殺戰俘非法，這在法理上還要商榷。二、即便是有這樣的事，你們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公開？三、發布的數字不能100%確定核實，就不應該發表意見。四、敗壞光輝皇軍的名聲。五、引發中國國民的不滿。
這些指責可以看出多為蠻橫而荒謬，而偕行社事實上還是比較右翼的出版社。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右翼的囂張和有關學者的艱難。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圖書館開架閱覽室書架上三十多冊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文獻，我覺得對這些日本學者的工作，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在我的調查中，大多數日本人對日軍在二戰中的暴行，保持一種盡量沉默的態度。在柴島中心時我曾請教過日語的橫山先生（他到日本前曾在我國遼寧某縣擔任過政協委員）對我講，這種沉默，其實更多表示的是一種默認，他們期待著自己的民族逐漸忘記這段歷史，也更期望他人對這段歷史的忘卻。今天的日本人不希望被和他們父輩、祖父輩犯下的罪行聯系在一起。“欠了人家的債總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歷史的債務被盡快遺忘。”顯然，這和我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的看法正相反。
不能忘卻的紀念
我所接觸到的日本人，從不會主動和我說起這個話題，仿佛這次慘案已經被遺忘在這個民族的記憶中。即便在南京大屠殺發生70周年的日子，日本的輿論并沒有特別的反映，假如對比廣島和長崎，幾乎可以用冷淡來形容。看來，在日本人的心中，所謂值得反思的戰爭傷痛，更多的還是自己體會到的部分吧。
可以感到，日本社會主流對南京大屠殺，是在期望最大限度的回避和遺忘。甚至有的日本人認為中國人也應該忘掉這段歷史。
可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恐怕是永遠無法接受這種想法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后，寫道：“我終于來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經留在那里，留在南京大屠殺，留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只要再聽到這兩個詞匯就永遠不會忘，我是誰，我背負著什么。什么是自己必須扛起的責任。我來了，我明白了，我是那些死難者的同胞啊。”
猶太人知道，他們的根已經永埋奧斯威辛。而我，中國人的根，永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記得我當年從紀念館出來，發過一個誓，等自己有孩子，一定要他來南京，來這里看看。后來和朋友閑聊，提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突然非常嚴肅地說，等我有了孩子，我發誓一定要領著他去南京，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看看。我說，真巧，我也發過這個誓。那一刻，我們都認真盯著對方的眼睛，我們都相信，這個誓言都是真的。
前事不忘，才是后事之師。我知道，假如再和日本人談起南京大屠殺時，我朋友的話是我最應該告訴他們的。
作者簡介：薩蘇，本名弓云，生于北京，199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圖書情報系，先后在美國通用電氣、AT&T、諾基亞、AMECO等公司工作，現為一家美國公司駐日的網絡工程項目主管。著有《國破山河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