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６月３０日電（記者　李云路　王建華　蔡敏　許曉青）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１８８９－１９７５）曾說：“我愿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后對于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說這番話時是在中共執掌政權之后。但如果他看到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的情形，也許會有另外的感想。

　　十九世紀末，很多生存維艱的中國人到海外謀生。據《美國華人史》記載，他們中許多通不過移民官挑剔刻薄的盤詰，被關押在舊金山天使島的候審木屋，走投無路而自殺。一些人寫下遺詩刻在板壁上，有數百首之多。

　　一首寫道：“國弱被人多辱慢，儼然畜類任摧殘。”

　　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法租界一座石庫門房子內秘密成立。它提出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改變這個國家人民的悲慘命運。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１３人，代表全國５０多名黨員。他們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而那時大多數中國人對此并不樂觀。

　　９０年后，中共黨員人數發展到８０００多萬，相當于德國的全國人口。他們領導的國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掌握著３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還擁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石油和電信企業，甚至將可能成為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今年利比亞發生動蕩時，中國派出海陸空力量，１２天內接回３萬多在利中國公民，保障了他們的人身安全。

　　而在１９４９年前，中國中央政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完全行使主權，很多決定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強加的。現在，中共把一個五千年文明古國重新帶回了世界中心舞臺。

　　但同時，這個崛起中的大國仍有它不盡如人意的一面。比如，臺灣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使中國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人均ＧＤＰ還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因收入分配不公等導致的民生問題比較突出；它在現代還沒有做出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科技發現和發明；腐敗現象正在一些地方蔓延，損害了黨群關系。

　　從溫飽到小康

　　與西方一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要對外擴張不同，中國共產黨沒有派遣一兵一卒到國外去占領過別人一寸領土。

　　很多人認為，中共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解決了國內龐大人口挨餓的問題，并以此獲得人民長期的支持。

　　６３歲的嚴宏昌是安徽省小崗村的一名村民。他聽父輩們說，上世紀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水利設施缺失、淮河連年水災，很多村民要外出討飯。解放戰爭時期，小崗位于國統區內，村民們聽說共產黨要給農民分田分地，能吃飽飯，都很興奮。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后，小崗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進行了土改，每家每戶第一次領到了屬于自己的土地證。加上沒有了戰亂，村民生產積極性很高，每家生活明顯改善，還有了余糧上交國家。但在“文革”時期，“大鍋飯”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熱情，糧食產量顯著下降。

　　嚴宏昌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家里人到處挖野菜，煮出來的野菜稀飯，先給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給干活的男人吃，主婦摸摸鍋里，沒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經常出現婦女餓昏、餓死的事情。嚴宏昌帶著子女跑遍了鄰近幾個省，為了要到一口飯，放下了所有尊嚴。對于性格要強的老嚴來說“那是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折磨”。

　　１９７８年８月，“文革”已經結束，時為生產隊副隊長的嚴宏昌，和其他１７人一起，帶頭摁手印實行“大包干”，也就是把田地重新承包給農戶，搞自主經營。次年，嚴宏昌家就解決了吃飯問題。１９８３年，一家七口３０多畝地，一年收糧食２萬多斤，溫飽不再愁。當時冒風險摁手印的，有４個人后來成了中共黨員。

　　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普遍推廣。１９７８年，中國農村仍有２．５億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極端貧困人口。２０１０年，按照年人均純收入１２７４元的扶貧標準，全國貧困人口已減至２６８８萬人。

　　而在全球范圍內，９．２５億人正承受著饑餓的折磨。世界銀行２００８年公布的貧困人口測算數據顯示，在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間，東亞以１．２５美元貧困線衡量的貧困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重從近８０％下降到１８％，這主要是由于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過去２５年，全球減貧事業成就的７０％左右來自中國。

　　中國幾千年來，歷代統治者都沒有根本解決人民的饑餓問題，這成為政權不斷更替和持續動蕩的導火索，明末的戰亂和災荒就造成幾千萬人死亡。

　　然而，解決溫飽問題后，中共仍然面臨巨大挑戰，那就是如何使人民過上全面小康生活，實現共同富裕。

　　２８歲的家庭主婦胡愛華最近才在認真考慮買一臺電視機。她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月薪３０００多元。她的丈夫王鑫是駐京某部隊的初級軍官，月薪４０００多元。這樣的收入在消費水平日趨上升的北京難言寬裕。

　　胡愛華和王鑫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里，屋子里除了一張床、一副可折疊衣架、一臺電冰箱、兩張桌子，幾乎沒有別的家用大件。兩人都來自農村，和眾多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一樣，他們不僅要從頭積攢城市生活的物質基礎——用于住房、教育、醫療、生兒育女等大項開支，還要把部分工資寄回老家。

　　今年３月，胡愛華看到一條新聞：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李肇星宣布，中國國防費預算要增長１２．７％，相當一部分將用于養兵過日子。“如果丈夫能漲工資，我們就可以買一臺電視，”胡愛華說，“同樣的錢，對富人和窮人來說是不一樣的。”

　　中共對自己的發展保持謹慎樂觀。大多數中共官員認為中國仍處于相對落后狀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持續一百年。

　　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寫道，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保持經濟增長，絕不允許經濟發展這一目標受到任何干擾。

　　從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國人最常聽到的詞匯之一。中共長時間忙于解決革命和戰爭問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首廣為流傳的詩歌是《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描述中國軍隊攻入美國白宮，解放全世界的受壓迫者。

　　但讓人驚詫的，也正是這時，毛澤東卻提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４０年后，人們討論這件事時認為，它“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差異”，嘗試了“使中國提前２０年走出冷戰”。

　　“街上滿是兩輪、三輪腳踏車和手拉車，市中心一家商店窗戶上貼著‘全世界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標語。”這是參加“乒乓外交”的美國兵乓球隊員康尼·斯威里當年對北京的印象。

　　到了１９７９年，北京街頭首次出現了美國商業廣告——“可口可樂添歡笑”。曾在朝鮮戰場交鋒的中國與美國建交了。這時，“文革”已結束３年。西方媒體把中共干部稱作“務實的共產主義者”。

　　中共把“革命黨”的身份轉換成了“執政黨”，但國內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只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中共稱改革開放也是一場“革命”，甚至是一場“戰斗”——特別是正在進行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一輪改革，被稱為“攻堅戰”。

　　這對于５２歲的劉學斌來說就是“夢工廠”。“我的‘夢工廠’就要建成了，這可是當今全球最先進的集裝箱生產線，全部自動化操作。我的一個老伙計說，現在能干到８０歲了。此前他抬了７年鋼板，得了腰椎間盤突出，現在坐著按鍵盤就行了。”這位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說。

　　“夢工廠”節能而環保，產量提高５０％，靠技術創新顛覆了傳統生產模式，極大提高了產品競爭力。這家公司的業務遍布全球，在北美就有４家分公司。

　　廣西北海的地角女子民兵們也在進行角色轉換。這支娘子軍組建于１９６３年，當時是為了抓臺灣特務。

　　而現在，在漁船碼頭上，身穿迷彩服的２５歲女民兵陳其銀正與同伴一起參加消防演習。姑娘們合力握住消防水槍，巨大的水流噴涌而出，準確地射向港口里停泊的“失火”漁船。

　　“這樣的消防演練我們每周都要組織一次。這里停泊的漁船每艘價值在３００萬元以上，是當地漁民們的全部家底。”陳其銀說。

　　這正是中共把注意力全盤轉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真實寫照。為此中共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各種力量。

　　“中共是唯一一個向社會各群體開放的共產黨，它吸引了更多的階層，也包括私營企業主的加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評價說，這些開放的做法表明它能夠不斷地適應變化，并積極采取策略成功迎接挑戰。

　　無神論的中共還認為宗教的存在也有利于社會和諧。世界主要宗教在中國擁有大量信徒，比如基督教徒就有１６００多萬人。中國已印刷了超過８０００萬冊圣經。

　　在成立后一段時間，中共只與外國的共產黨打交道，資本主義政黨被視為“道不同不相與謀”。但是，“大家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到，按照五大洲的分布，中國共產黨目前已經同世界上１６０多個國家的６００多個政黨或政治組織建立了各種形式的交往和聯系……”“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把駐京外國記者請來，對照示意圖向他們介紹中共“廣結天下緣”。

　　中共與時俱進地完善著它對世界的一些認識。相對于以前更多地講如何建立一個“國際政治新秩序”，十七大報告提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我不認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對全球會是一個威脅，西方不應擔心中國的成功，而應該擔心它的失敗。”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這樣說。　　沈大偉說：“美國主流認為中共對中國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外國人應該歡迎中國的發展，中國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機遇。”

　　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在《中國震撼》一書中說，中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標準。“這些坐標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還有改進的余地，但從總體上看，這些坐標已經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自己的進步甚至整個世界的進步。”

　　從計劃到市場

　　很長時間里，中共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和蘇聯模式，追求打造一種經濟模式——計劃經濟。這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但在經歷過計劃經濟年代的陳國蘭這里，卻留下了物資極度匱乏的困苦記憶。由于物資短缺，中國實施了商品統購統銷政策，購買商品都要出具相應票證，“排隊購買”和“憑票供應”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鮮明烙印。

　　“那時候，吃喝的有豆腐票、鹽票、肉票等；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日用百貨的有肥皂票、火柴票、蜂窩煤票、煤氣票等。”陳國蘭至今仍收藏著數十種、幾百張票證。“現在很多年輕人已不知道這些票證為何物，但在當時，都是居家過日子的命根子。”今年５６歲的陳國蘭說。

　　１９９１年，訪華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對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實行自由化。”

　　但是，在蘇聯宣告解體后不久，１９９２年年初，鄧小平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也許，一個國家機構名稱的變遷可以提供中國變化的線索：１９５２年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在１９９８年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２００３年，它被改組并命名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那一年，中國將自己的航天員送上了太空。

　　目前，中國９８％以上的商品、９５％以上的生產資料產品價格已由市場決定。

　　十多年前，一些不了解情況的外國人來到中國工作和生活，要從自己的國家帶上從手紙、洗發水到巧克力和速食面在內的許多日用品，但他們面對北京超市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都覺得自找麻煩了。

　　國際金融危機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爆發，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率先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復蘇。

　　外資企業是中共體制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位于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世界五百強”企業羅氏制藥旗下的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早在２００７年就試點建立起外企黨支部，現在這個支部里有２０多名黨員，相當一部分是擁有碩士博士學歷的醫藥高新科技研發人員。

　　見證企業黨支部成立的羅氏前任總經理安德利說：“我發現身邊不少研發人員，特別是敢于承擔重大新藥研制項目的工作人員，他們大部分都是中共黨員，這令我對中共黨員有了新的認識。”

　　東西方的學者都認為，美國和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兩支主要動力。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約為三分之一。中國促成了許多國家出口增長，全球消費品價格下降，使發達國家消費者受益，而中國需要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對初級消費者——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積極影響。

　　這形成了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格局，就是東西方都在全球大市場中利益緊密攸關了。但中共仍然認為，盡管中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在一些關鍵領域，“市場取向”的改革仍未完成，尚需進一步推進。

　　從今天到未來

　　迄今為止，中共走過的道路曲曲折折卻日漸亮敞開闊。但未來仍充滿風險和考驗。中共自己也認為它正面對不確定的、無法預計的諸多挑戰。

　　因此，一系列改革仍在進行，包括對黨自身的改革。干部競選早已在鄉村普及，現在正在更高層面嘗試。

　　曾在農村和鄉鎮工作過的陳經勇今年６月競選的是廣東省陽江市陽西縣縣委書記一職。他不是第一次演講，也不是第一次參加競選。但當他作為第一位演講人出現在陽江市委擴大會議上時，４３歲的他仍然由于緊張而忘記了向１００多位選舉人介紹自己的姓名和職務。

　　“我現在就像一名考生，等候檢驗。”他最后在有７位候選人參與的競選中落敗了。以前，縣委書記的職務是上級指定的。

　　中國今年正式宣布建立起了一個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它兼采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的諸多做法，又有很多自己的獨創。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地區行動與技術合作司司長安德爾斯·孔巴斯注意到了中國的司法進程。

　　“１９７８年，中國僅有３０００多名律師，如今，這個數字達到１５萬；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國省市縣三級共有３２７４個法律援助機構和５８０３１個法律援助站。”他去年在北京的一個論壇上說。

　　這意味著中共正在努力顛覆中國歷史上最頑固的一種社會現象：人治。

　　很多人關注中共能否令經濟奇跡持續下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說，他最擔憂的是中國能否成功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如果中國不能實現這一轉變，未來發展將逐漸減速，社會矛盾可能激化，發展的空間將變小。”

　　張立群認為，中國以往的改革采取了自下而上、由易到難的路徑，現在隨著改革難度加大，一些基層缺乏改革動力，一些需要改革的領域如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財稅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等都必須通過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推行才能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明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受到了矚目。

　　中國需要進一步凝聚黨的領導力量，包括吸引更多的年輕精英入黨，同時，把它的基層組織建在社會的每一處。

　　中共黨章規定，有３名以上正式黨員的地方，就應該成立黨的基層組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出現了許多新型的黨支部，比如外企黨支部、樓宇黨支部、市場黨支部、網上黨支部、手機黨支部、農民工黨支部、建在企業項目和工地上的項目黨支部、建在農村產業鏈和專業協會上的農產品黨支部……

　　中國第一位航天員楊利偉說，將來中國有了自己的空間站，執行飛行任務的航天員也會堅持在太空過黨組織生活，“如果我們在太空成立一個黨支部，那或許是世界上最‘高’的黨支部”。

　　在他看來，太空中，西方航天員可以向他們的上帝禱告，而中國人也有著自己的信仰，這可以并行不悖。

　　這可能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宇宙秩序。（參與采寫的記者：季明、沈洋、明星、黃艷、王麗、段博、曹國廠、葉前、劉巍巍、孫奕、朱鴻亮、孟娜、黃歆、王亞光、陳暢、董愛波、石瑩、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