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20日晚,由重慶市歌劇院、重慶交響樂團創作演出的文華獎參評劇目歌劇《釣魚城》在濰坊上演。該劇顛覆了傳統戰爭戲的慣性思維,不討論戰爭的正義性,通過著力刻畫攻守雙方“戰”與“和”的糾結,詮釋“以人為本”、“以和為天”的主旨。

只有敵人,沒有壞人
　　歌劇《釣魚城》取材于700多年前發生在重慶合川釣魚城的真實故事。宋末元初,蒙古鐵騎和釣魚城將士打了36年攻防戰。其間,攻方統帥大汗蒙哥陣亡,釣魚城內則出現了易子而食的慘劇。在經歷生與死、名節與道義的糾結后,交戰雙方最終化干戈為玉帛。　　　　
　　“攻方是侵略、是邪惡的、是要批判的,守方是反侵略、是正義的、是要歌頌的,是通常對民族戰爭正義性的解讀。歌劇《釣魚城》的創作顛覆了這個慣性思維,全劇中,沒有壞人,沒有小人,只有攻守對立的敵人。”在重慶市歌劇院院長劉光宇看來,在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文明積淀的過程中,有利益紛爭,有搏殺犧牲,這些都是推進中華民族前進的動力。
　　“我們現在的解讀,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講怎么拯救生命,追求的是民族融合和對生命的尊重。”劉光宇表示,《釣魚城》不是為了簡單地記述戰爭,而是要更多地彰顯人性。　
　　全劇分戰爭主題與和平主題兩大部分,和平主題寧靜、空靈,戰爭主題急速、激烈。“在戰爭主題的表現中,我們很少去展現刀光劍影,那不是歌劇所長,而是用音樂和氣氛來反映戰爭。高潮時,100多人發出強有力的和聲,歌詞也極具沖擊力,再配合強烈的交會燈光,把戰爭的氣氛來渲染出來。”劉光宇介紹說。

刻畫“戰”與“和”的糾結
　　在戰爭中,王立為了避免屠城,不顧自己的名節而選擇投誠；忽必烈為了國家統一、民族發展,放棄為親哥哥報仇；熊耳夫人也放棄為夫報仇,成為從戰爭走向和平的關鍵人物。
　　劉光宇說,全劇著力刻畫交戰雙方對“戰”與“和”的艱難抉擇,比如,“我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我怎么辦呢?”這句歌詞就充分表達了這種糾結。
　　劇中,王立將軍一直在戰和降的邊緣掙扎,最終通過忽必烈和熊爾夫人的勸說,走向了和平。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內心,飾演王立的演員劉廣在排練時找了個現代版參照物——以色列前總理拉賓。“拉賓在做參謀總長時主張打,當總理后又以和為主。從這個人物入手,就一下子把內心情感勾連起來。”劉光宇說。
　　熊耳夫人從刺殺王立的刺客,成為和平使者,最早意識到停止屠城、罷兵言和才是出路,堪稱劇中內心最為糾結的一個人物。“由于熊耳夫人是嫁入蒙古的漢家女,在劇中,不管蒙軍還是漢軍,都將熊耳夫人視作叛徒。”飾演熊耳夫人的演員車璐告訴記者,“熊耳是被王立將軍打死的,熊耳夫人行刺王立敗露后,王立不僅沒有處死她,反而幫她養傷。在這期間,釣魚城內家破人亡、易子而食的慘景,讓她內心糾結。最終,她勸說雙方,化劍為犁,締結和平。”
音樂主題體現民族特色
　　《釣魚城》雖然講述的是古代的事,但是在臺詞設計上采用白話,通俗易懂。音樂也并非傳統的歌劇形式,而是富有時代感,和聲、語言、節奏在借鑒西方歌劇的基礎上加以中國化,汲取了大量的民族素材。
　　“這些民族特色,突出體現在四個主要角色的音樂主題中。”劉光宇介紹說,“王立的音樂主題應用《滿江紅》旋律,能表現出英雄氣概；熊耳夫人的音樂主題選用姜白石古曲,表達了溫暖和關愛之情；忽必烈的音樂主題采用蒙古長調；王立母親的音樂主題則是放慢后的重慶民歌《太陽出來喜洋洋》。這四個主要角色的音樂主題,穿插在戰爭與和平主題中,既獨立存在,又相互融匯。”
　　以往歌劇中多用馬頭琴表現蒙古風情,而在該劇忽必烈的蒙古長調中,運用了一件歷史悠久的、曾是蒙古族重要的彈撥弦鳴樂器——火不思。“現在已經找不到這個樂器了,是劇團專門找樂器廠按照圖片做出來的,希望用它來增加歷史感。”劉光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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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顛覆傳統戰爭戲的慣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