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手機》被馮小剛包裝成賀歲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劉震云一時也成了娛樂圈的名人。《手機》小說和電影引出的諸多話題，至今余波未了。這次觸電帶來的一些是是非非，劉震云坦言自己有些始料不及，有點啼笑皆非，但也有點被誤解的委屈。在京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表示，由于電影《手機》，自己的小說主題實際上被誤讀了。與影視的接觸以后會不會繼續深入？他非常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對影視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讓我看得上的導演改編我的作品。到目前為止，我沒給任何一個導演寫過電影劇本，今后絕對也不會。我不會給電影打工，但我同意讓電影給我打工。”劉震云煙抽得很兇，幾乎是一支接一支，一邊抽著煙，一邊把心里想的一些東西娓娓道來。
電影《手機》與小說主題不同
電影《手機》播出后，褒貶不一。尤其是崔永元怒“打”手機，產生了巨大影響。劉震云有些無奈地說：“其實電影只是截取了小說的前兩個部分，從內容上看只是小說的一部分，電影只是簡單表現了手機是如何變成手雷的過程。而小說的第三部分才是我真正想表達的核心內容。”
劉震云說，小說《手機》中他意在探討的是語言和距離的關系，小說本身就是在講關于說話的事。因為他認為，語言會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產生巨大影響，并決定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時他透露，小說其實原定名叫《說話》，由于已經制作好的電影字幕打的是“根據劉震云同名小說改編”，字幕是在澳大利亞制作完成的，沒法再更改，最后他只好把小說改名了。
語言之所以能形成距離，劉震云認為，那是因為語言有著強大的社會背景和生活背景。由于披著各種社會背景的外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嘴上未必就那么講，所以他說：“世上有用的話一天不超過十句。”而他在小說《手機》中，就致力于突出或者努力還原語言的生活背景，以把生活的事實本質表現出來。這也正是小說《手機》第三部分的主題。
所以劉震云認為：“電影《手機》講的不是小說的故事，電影對小說的主題其實有誤導之嫌。”
劉震云感嘆：“最初寫《一地雞毛》時，我用正常的語速講了一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瑣碎故事，大家都說看懂了。《故鄉面和花朵》出來后，很多人說看不懂，不僅是普通人，就連一些作家、大學生也說看不懂，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會看不懂？后來想通了，原來是語速太快——我用了很多長句子，讀起來有些吃力。到了《手機》，我又還原成正常語速，這回大家都說懂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多數人事實上還是沒看懂。”
文學改編成影視不是壞事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文學改編成影視不是壞事。”劉震云的態度很鮮明，“這樣一可以給作家增加二次收入，二可以使文學作品增加傳播速度和影響的面積。”他認為，現在生活發展了，與２０年前紙質媒體起主要作用不同，現代人的眼睛都在盯著屏幕，電視、電影以及互聯網開始無孔不入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所以文學需要電視的支撐。
“有些人覺著文學是高深的事，把文學貴族化，是因為在一個特別的社會里為它留了一條特殊的生存之道，比如說專業作家。如果把這條路掐掉，他們就不會說這種話了。”劉震云說：“要承認現實。故作莊嚴、不退讓、不妥協的姿態，是內心虛弱的表現。”
不過，他也同時提醒，影視收編文學作品要特別慎重：“影視作品改編不好，對文學會有損害，雖然對文本的實質構不成損害，但會形成社會化的損害，形成讀者對文本的誤讀。”
創作是一個不斷脫外衣的過程
劉震云透露，他正準備創作下一部長篇，書名還沒想好，計劃５月份開始寫作。“現在一直在作情緒上的準備。想得還不是太成熟，感覺離自己想的已經很近了。”
劉震云說，一開始寫作時，認為寫作是一條河，慢慢發現是一個海，麻煩在于游了３０公里，發現身上有許多外衣，不是一層而是多層，有的是自己穿的，有的是別人給穿上的。到最后，外衣的重量往往比自身重量還大。他說：“身上的許多外衣，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等等各種層面上的，這樣就形成了文學與人的阻隔，所以寫作過程是不斷脫外衣的過程。”
不過，他表示，脫外衣還不是特別難，難的是明確自己要脫掉哪些外衣。也就是說，寫作過程并不是特別困難，困難的根本在于：你要寫什么。他認為，從一個冷僻的角落尋找新東西比較容易，但這適合科技而不適合文學。文學的最好發現是在身邊，是從大家都熟悉的事物中發現不同的東西。他認為，自己前期的作品，如《一地雞毛》《故鄉天下黃花》《故鄉面和花朵》，包括《手機》在內，都還是有不同發現的，但也包含了一些外在的東西，所以他要在新作品中，以更強大的生活背景，傳達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最根本的東西。
（本報北京３月１５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