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審編輯：張艷
責任編輯：石慧
根據教育部官方消息,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計劃預計將于2020年前逐步推出,2017年將有可能公布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消息一出,幾家歡喜幾家憂。大學生表示之前考試項目太多,而學校的教學角色不明顯,希望標準統一后,大學英語老師承擔更多教學任務,改變以往學生將高昂學費投向社會培訓機構的局面。中學英語老師表示,英語等級量表勢必會對現有的教學模式和方法產生一定沖擊,非在編英語老師也擔心自己的收入受到影響。
英語或劃分為九等級
更強調應用能力
近日,教育部考試中心與浙江大學共同舉辦第二屆語言測試與評價國際研討會,教育部副部長林蕙青在會上表示,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已完成主體研制,預計2017年正式對外公布,此外,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的研發工作順利推進。據悉,此次等級量表將分為九個等級。
其中,一二級對應小學水平、三四級對應初高中,五六級對應大學,七八九級則對應英語專業及高端外語人才等。目前,每個等級的具體標準仍在制訂中,預計到2017年公布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業內人士認為,“一把尺”的評價系統,將原本多個英語測評體系統一為一個,未來這一體系將滿足教學評價、升學、就業等多種需求。
評價系統推出后,英語教學“一條龍”,“各等級形成一個完整的連續體,為每一個階段的英語學習、教學和測評提供參照標準,真正做到英語教學和測評‘車同軌、量同衡’。量表將在我國英語學習、教學、測評之間架起一座連通的橋梁。”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劉建達在其關于英語能力等級量表研制的基本思路中介紹道。
據了解,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除了對聽、說、讀、寫等技能進行描述外,構建了“語用能力”量表,目的就是促進我國英語教學對學生實際語言運用能力、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該量表還包括筆譯、口譯能力量表,國外的語言能力量表中都鮮見,填補了國內外語言能力量表的空白。同時,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等級考試建成后會盡快開展與國外量表、考試的對接研究,推動國內外學習成果的溝通互認,使我國的外語能力測評標準及考試得到國際認可。
高中教學量或加大
社會辦學機會增加
英語能力等級量表的消息一出,首先對政策動態密切關注的是學生家長。“考等級一年可以考幾次?報考大學時,重點大學會不會對英語等級有明確要求,比如你考不到四級不能報考重點大學之類的?”孩子正在讀高二的林女士,從網上看到這個信息有點慌了神,孩子馬上考大學,最擔心英語等級量表會影響到高考的英語政策。家長同樣關心學校在英語能力等級考試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學校降低了教學要求,孩子是不是又得送到培訓班?”
山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英語教研組組長王崇好分析,現在的學生學習,還是以學校學習為主,新的英語能力等級量表出臺,對學校的教學安排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對中學教育,還是對社會辦學、民辦教學來說,都有一定的沖擊,包括對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產生一些沖擊,對老師的語言運用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不過這種沖擊是漸變性的,學校的教學方案是隨著高考變化及時調整教學大綱,學校和教育部門也會促進教育改革平穩進行。”
按照現在英語改革的趨勢,英語考試可能會分多次進行,不再“一錘定音”。“學生為了刷等級或者刷分數可能會考很多次,不同學生的英語水平不一樣,會分批次進行,但不管剩下多少學生,老師都得進行教學,教學工作可能會存在重復性,老師的工作量會增加。
具體的方案和政策還沒有細化,這也是目前的猜測。”據王崇好分析,大學招生可能會對英語進行分類,比如對重點大學來說,有可能會對學生的英語等級提出明確要求,“英語能力等級的制定,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人才的分流,比如不同層次的院校或者專業,對英語等級的要求不同,對英語需求不大的專業或院校,可能會適當降低英語等級錄取。”
根據王崇好的分析,社會培訓機構可能會分擔一部分工作量,社會辦學可能會增加一些就業機會。因為如果有些學生考級多次卻過不了,但是按照學校的教學進程和教學任務,這塊教學工作可能會提前結束,這樣學生只能去社會機構尋找學習機會。
社會辦學機會增加后,對有正式編制的英語老師來說,收入與職稱相關,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但是,目前有些非在編英語老師的收入與課時費直接掛鉤,“如果社會機構辦學增加很多,學校的英語課時量有可能會減少,像我們沒有編制的英語老師,難說收入不受到影響。”濟南某中學非在編英語老師告訴記者,他的同事經常私下吐槽,擔心“以后英語老師的待遇趕不上體育老師”,這樣一來,可能會有部分學校英語老師轉向社會辦學機構。
大學生盼老師“多教點”
鄉村教學模式待改
“跟四六級比起來,對大學英語課的重視確實不夠,經常老師在上面講課,我們就在下面背四六級單詞,期末考試也特別容易糊弄過去。”一家高校的大二學生小彭直言不諱。不只是小彭,不少大學生表示,現在出國留學成為很多大學生的選擇,而雅思、托福考試幾乎都是必考項目,“總覺得大學課堂上學的英語實用性不高,老師也很少在課程之外予以指點和引導。”
對小彭來說,如果英語能力等級有了量化標準,希望這部分教學任務更多地由大學老師來承擔,“將來求職,工作單位對英語能力等級肯定有要求,學校若不負責教學的話,學生只能求助培訓機構,再加上出國要考雅思、托福之類,國際國內雙重標準,學生的經濟負擔和課業負擔都會加重。”如果國家統一的英語能力等級考試,能夠推動國內外學習成果的溝通互認,使我國的外語能力測評標準及考試得到國際認可,大學生的負擔會減輕不少,標準統一,也更利于備考。
山師大一名英語老師表示,從學生到老師,對大學英語的課堂教學確實有不夠重視的現象。學生越來越不愛聽,老師也越來越不愿講,課時量減少后,不少大學英語老師為增加收入只能去外面兼職,“實際上,社會對英語高層次人才的需求量還是很大的,高校教學需要與社會需求接軌,老師也應該改變陳舊的教學方式和理念,將學生吸引到課堂教學中來。”
王崇好分析,英語改革以后更加強調“用英語辦事”的能力,傾向于語言運用、語言交流,“城市的英語教學接近這種要求,但鄉村教學的老師,一些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可能相對守舊一些,英語改革對鄉村教師的教學模式沖擊可能更大一些。”為了適應,老師可以提前對教學模式進行摸索,學校的方法進行改變,突出語言運用,增加閱讀量,增加英語知識的素養,“老師必須是全能老師,但在過渡階段,有的老師傳統知識能力強,有的老師運用能力強,可以分成兩個領域,由擅長某一領域的老師專供,人盡其用。”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郭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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