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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花樣百出的騙局不斷用各種方式“搜刮”上網者的個人信息，近日，國家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再出重拳：互聯網服務提供者竊取、非法出售、非法提供個人信息，即使尚不構成犯罪、沒有違法所得，也將被處以最高100萬元的罰金。由公安部起草的《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近日向社會征求意見。這份醞釀中的“部門規章”，因“尺度”不小，甫一公布就引發廣泛關注。

　　抖音小視頻網上公開售賣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過這幾種情形：即使是在手機安裝了識別詐騙、廣告推銷等號碼的軟件之后，每天還是接到多個推銷電話，對方能準確報出你的姓名、職業和消費需求;收到標注為“重要文件”的到付快遞，收件人有你詳細的地址、姓名和電話號碼，付費簽收之后才發現并不是自己購買的東西;微信群朋友發了“砍價拼水果”的購物鏈接，幫朋友砍價時下載了APP、填寫了姓名和手機號，結果沒幾天就收到了帶自己姓名的詐騙短信，以及掃描二維碼獲取話費、轉發某個廣告領取紅包、點贊領取禮物……

　　近日，淘寶等多家網購平臺被曝存在私照交易，用戶花5元到10元不等就能買到一套來自朋友圈等社交平臺的高清照片或者視頻，引發網友關注。4月18日，記者搜索“私照 朋友圈”等關鍵字發現，在某網購平臺還有此類素材被公開售賣。在一家月銷量為3342筆的店鋪，顯示有微信朋友圈自拍素材、微信小視頻和原創朋友圈分享售賣。買家需要先花1元拍下相關鏈接，然后加店家微信好友，進入微信群才可以購買。當被問到“朋友圈視頻怎么獲取的”，客服語焉不詳。最近剛剛被朋友說服做微商的董曉蓉告訴記者，很多微商朋友圈的更新內容和截屏，就來自于這些素材。“這些素材都是店主用各種軟件加好友截取的，價格很低，主要靠走量，有的還送刷粉絲軟件。微商購買這些圖片配上自己產品的文案，會顯得更真實，宣傳效果更好。”據了解，小視頻的主要來源是快手、抖音和微信朋友圈等，還有一些視頻或照片被上傳至交友網站，而當事人并不知情。

　　媒體人趙志疆表示，以《刑法修正案(九)》為背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主體范圍擴大，凡是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個人及任何單位均能以本罪追究刑事責任。以此而論，倒賣個人信息的單位或個人已然涉嫌刑事犯罪。但現實情況是，因此被追究刑事責任者寥寥無幾，除卻調查取證困難的客觀因素外，法律規定失之寬泛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要想打擊騷擾電話，首先就應對其準確定義，什么樣的內容或頻次可以構成“騷擾”，這是一個亟待法律界定的現實問題。

　　朋友圈幫人砍價 你的信息可能已被獲取

　　2017年12月發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網絡安全法執法檢查報告就指出，有的互聯網公司和公共服務部門存儲了大量公民個人信息，但安防技術嚴重滯后，容易被不法分子竊取和盜用。一些單位內控制度不完善或不落實，少數“內鬼”為牟取不法利益鋌而走險，致使用戶信息大批量泄露。當前在一些地方，利用網絡非法采集、竊取、販賣和利用用戶信息已形成黑色產業鏈。

　　朋友圈成為個人信息泄露的重災區。很多網友都有類似無奈的經歷，每個月朋友圈總有幾個人發投票鏈接求關注、求選票。從最早需要關注投票官方微信公號，到需要指紋驗證，投票程序越來越復雜，經常會申請獲取手機各種授權，“投了有風險，不投傷感情”。甚至，朋友圈的集贊換獎、幫忙砍價、拼團購物等，也面臨著個人信息被泄露的風險。比如很多人經常使用的“拼多多砍價”，如果能邀請足夠數量的好友來對自己心儀物品進行砍價，可低至“1分”甚至“0元”購買。然而，幫助好友砍價需要下載注冊APP，這無形之中就透露了個人信息，對邀請砍價的人來說也是一種意識上的“朋友圈殺熟”。民警介紹，很多活動起初只是商家營銷，通過活動吸引大家在朋友圈轉發，以短時間內獲得大量關注度。這種成本低、操作簡單的活動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就演變成新騙局。僅就這點而言，旨在全面保護隱私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是不能缺位的。

　　就此，某些社交軟件回應，對第三方的授權僅包括頭像、昵稱等非敏感信息，并不需要擔心。然而，這并不代表索取授權就是一種正確的行為。近段時間，無論是發生在國外的“臉書泄密門”，還是備受爭議的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拿隱私換便捷論”，抑或是WiFi萬能鑰匙“竊取隱私”風波、在三四線城市精準推送虛假廣告的今日頭條，都將個人信息安全問題推到了輿論場。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兼CEO周鴻祎直言，現在有個形象的說法是“網民都在給互聯網公司打工”。他指出，當人們使用互聯網產品時，會實時產生海量的用戶行為數據反饋給互聯網公司，互聯網公司則可能依靠這些數據進行廣告推送等業務。據360網絡安全響應中心調研和分析，目前用戶數據泄露問題越來越嚴重。過去一年，約有190億條數據記錄丟失或被盜，同比增長164%。

　　降低容忍度 不構成犯罪也處罰

　　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是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要內容，反觀近期的內容監管，大數據殺熟、算法等給大眾帶來的困擾也逐步顯露。面對類似手機App過度收集用戶信息、某些網站動輒泄露用戶信息等亂象，就該有強有力的執法主體扮演“公民后盾”的角色，并通過剛性執法降低對侵犯隱私行為的容忍度。業內人士認為，《公安機關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規定》明確了由公安機關介入“互聯網安全監督檢查”，并對未構成犯罪的侵犯隱私行為也處罰。“實際上，在我國，個人信息買賣2009年就已入刑，但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相對分散落后。個人信息面臨保護不力和保護過度兩難境地。一方面個人信息濫用和泄露事件頻發，一方面企業使用個人信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民法學會常務理事高富平表示。

　　保護隱私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法律。然而目前頒行的《網絡安全法》及“兩高”對個人信息的司法解釋，只規定了買賣個人信息可入刑，沒有關于收集、利用這類隱私方面的明確條款。這是因為它不像直接交易那樣有顯著的危害性和強烈的識別性，因此一些互聯網企業才更加有恃無恐。當遇到侵犯個人信息的行為時，有更直接、有力的偵查介入和從嚴處理，是公眾的期許。業內人士認為，明確公安機關成為網絡信息安全監管管理主體之一，就順應了這種期許：對違法者而言，這意味著處理力度更嚴;對公眾來說，“有事找警察”的既有觀念，也讓作為安全“守護神”的警方更具貼近性，縮短個人維權的路徑。

　　有法學界人士預測，2018年中國有可能出臺個人數據保護法，對數據的控制權和開放平臺的數據使用界限作出考量。很多企業一直在拿自律做幌子，但其實他們并沒有做到自律，到事情曝光出來才認為有問題，僅就這點而言，旨在全面保護隱私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是不能缺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