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0日，漁民代表王愛文、荀紹斌、張維華和段金宗到天津海事法院聽取是否立案的結果。

　　2012年1月25日，農歷大年初三，河北樂亭養殖戶段金宗正在度過一個冷清而沉重的春節。因為在2011年，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水體污染使他數年的辛苦付諸東流，養殖場損失過百萬。之后的半年里，他忙于清理、取證、上告、訴訟……卻一無所獲。

　　但就在這一天，他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則消息農業部、美國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下稱“中海油”）同時宣布，康菲將出資10億元，用于解決河北、遼寧部分區縣養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漁業資源損害賠償和補償問題。

　　“幾乎傾家蕩產”的段金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所有的等待和艱難都走到了盡頭？但他很快“冷靜了下來”，他想起這半年間所經歷的委屈和波折，“我覺得10億賠償金是一個渺茫的事。”段金宗對《中國經濟周刊》說，“我要通過法律手段討個公道，康菲造成多少損失，就賠我們多少。”

　　“我們不同意行政調解”

　　段金宗的悲觀并非毫無理由。

　　雖然，康菲仿照國外的做法建立了生態賠償基金，但賠償基金的管理卻與國際管理規則完全不同：國外的賠償基金大多由獨立的第三方主導，政府部門只有監督職能，而康菲的這筆賠償基金卻為政府部門主導。

　　簡言之，這筆“來之不易”的賠償款源于農業部的“行政調解”，而非段金宗所期望的“法庭判決”。

　　農業部官網顯示，2012年1月25日，農業部新聞辦公室發布《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漁業索賠行政調解達成一致》一文，稱“經過行政調解，農業部、中海油、康菲以及有關省人民政府就解決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漁業損失賠償和補償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顧名思義，行政調解就是行政機關主持的調解，行政機關在此過程中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而不是當事人的角色。”北京資略律師事務所主任、中國公益訴訟網主編李剛向《中國經濟周刊》解釋說。

　　據李剛介紹，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糾紛的一種常用方法，在性質上，行政調解屬于訴訟外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簡而言之，就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和解。”

　　“我們不同意行政調解！”段金宗態度堅決，他認為，接受行政調解意味著妥協。“不只是賠錢的問題，我們還要公道。”段金宗認為，認錯態度不夠誠懇的康菲必須出庭，接受法庭的審理和宣判，做出認錯表態，并予以合理賠償。

　　“如果是行政調解，康菲甚至都不用出庭。”段金宗對此“很想不通”，“怎么能和解呢？農業部不是我們這邊兒的嗎？怎么是中間人呢？”

　　“其實，從現實情況看來，采取行政調解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優選舉措。”李剛解釋說，“如此之大的一個糾紛，行政處理的效率、成本都優于訴訟。”

　　但他也指出，從目前公開的信息分析，“很多關鍵點不透明，例如，損失如何測定、賠償的程序如何安排、需要什么條件才能索取賠償等等。”

　　行政調解作為一種較為快捷、低廉的矛盾處理方式，也有著根本性的原則自愿、平等協商、一致協議。

　　“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與我聯系，就代表我去調解了，并達成了一致。”段金宗認為。

　　“不在場”的受害者

　　河北樂亭107位養殖戶的代理律師趙京慰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他并不看好此次行政調解。“農業部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害方代表？還是其他身份？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趙京慰認為，這次調解從法律框架來看存在瑕疵，因為“我們看不到受害人的身影”。

　　不贊同行政調解的并非段金宗一人。李剛所代理的河北昌黎近百名養殖戶都一致表示，“很懷疑，很擔憂。”

　　“海洋局披露康菲溢油事故時就已經晚了一個月，很多養殖戶不知道水產品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證據，因此，養殖戶只能將去年投放的種苗和收獲量與正常年份做出對比，以此間接證明自己的損失。”李剛介紹說，由于證據不足，很多養殖戶無法進入訴訟程序。

　　“至今，漁業部門也沒有進行過詳細的損失統計，也無任何部門過問損失情況，養殖戶們都很擔心自己被排除在農業部行政調解之外。”為此，李剛向農業部申請了信息公開，但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