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局長的“探索”
從事非法賭球活動屬于國家明令禁止的行為，作為體育主管部門應當有責任及時制止。然而在郴州６·２５賭球案中，當地體育局卻置國家有關法律于不顧，帶頭“坐莊賭球”。
作為政府的直屬機構，郴州市體育局為什么公然違法呢？新華社記者日前趕赴郴州進行調查。
郴州市原體育局局長鄧國賢是這場賭球風波的始作俑者。這位４８歲的中年人，雖然正接受組織上的處理，內心還是有點想不通：他的初衷是全身心為體育事業籌措資金，怎么最后會演變為“典型的、特大的賭博行為”？
�。玻埃埃蹦辏乖律先蔚泥噰t，原是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調任體育局后，他積極申辦湖南省第十屆省運會，同時籌辦全國五城會的排球比賽，希望通過這些舉措，來帶動郴州體育設施的建設，從而迎來郴州體育事業的騰飛。可經費不足卻讓他飽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盡管郴州市的財政收入在湖南僅次于省會長沙，但市體育局機關一年的財政撥款不足５０萬元，并且還累計欠各種款項４２０多萬元。整個體育局除了每年收取２０多萬元的門面租金外，別無其它收入，而這筆租金收入還不夠還銀行的利息。
為了彌補經費的不足，在鄧國賢的積極倡導下，經市體育局黨組集體研究，市體育局決定從外地引進一個叫“體育競猜”的經營項目。記者了解到，引進這個項目最初并非是鄧國賢的創意，在其上任之前，市體育局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９日，專門就此項目向市政府進行了請示。
記者在這份標號為２８號的公文處理單的復印件上看到，處理意見一欄中，郴州市一位領導在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的批示意見是：可先行試點，請相關領導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
由于當時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方，這個項目拖至鄧國賢上任才正式開始實施。據了解，為穩妥起見，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市體育局又專門組織人赴外地考察，考察組回來后，又專門向體育局黨組遞交了一份書面考察報告。據鄧國賢說，今年３月，他又專門向市政府和市人大做了匯報，相關領導對這一探索行為均表示了支持。就這樣，性格外向、思想活躍的鄧國賢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
·“探索”為何走偏方向
郴州市體育局的“探索”為何滑落入賭搏陷阱？郴州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曾錦春認為，“探索”本身沒錯，錯誤的是探索者在探索的過程中，沒有分清法律原則和具體方法的區別。
受郴州市委、市政府委托，曾錦春向新華社記者表示，對于市體育局的這種“探索”行為，郴州市委、市政府也要承擔一部分“失察”的責任。但他同時說，市體育局的請示匯報材料并沒有附相關的具體做法，只是請示了一種想法。
其實，鄧國賢的探索初衷是沒有錯的，市政府支持探索的批示也沒有錯，錯誤的是執行者在探索中的具體環節，沒有嚴格按照國家的相關法規；監管者在探索者違規時，也未能及時行使自己的職責，最終導致“探索”缺乏約束，探索者也由此走向賭博的深淵。
公安機關的調查顯示，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在成立之初，就已違背了國家的有關規定。２００２年４月，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以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名義在民政部門獲得批準。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從事競猜類等特殊行業的活動，必須首先經公安局批準，然后再由民政部門進行審批。有關人士認為，郴州民政部門對體育競猜俱樂部的審批，其實是一種越權。據悉，當俱樂部在受到查處后，郴州市民政局立即撤消了自己的審批。
記者手中的《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章程》復印件顯示：章程中明確指出，俱樂部的性質是“自愿舉辦、獨立核算、虧損自負、從事非贏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其宗旨是“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尚，目的是為開展全民健身活動提供健康有益的場所和籌措資金”。
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其實在鄧國賢四處尋找合作者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就為將來走向賭博埋下了伏筆。雖然體育局的初衷是為體育籌措經費，但投資者是要尋求回報的，由于合作目的的不一致，最后出現偏差也似乎是一種必然。
·一份埋下“地雷”的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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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年底，鄧國賢主動找到郴州市宜章縣人大代表，民營企業家羅萬軍，力邀其投資體育競猜項目，經多次接觸，雙方最終達成合作意向。雙方商定，首先由市體育局成立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然后市體育局以俱樂部的名義與羅萬軍擁有的宜章縣天鷹礦產建材有限責任公司簽定合作協議。
為了明確合作雙方的關系，郴州市體育競猜俱樂部和羅萬軍擁有的宜章縣天鷹礦產建材有限責任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正式簽定協議。記者在這份合作協議書的復印件上看到了一些意味深長的條款，正是這些條款的出現，使得市體育局就此走上了一條“設莊聚賭”的道路。
協議書規定，郴州市競猜俱樂部負責組織、管理體育競猜有獎活動的各項事宜；負責辦理開展體育競猜有獎活動所需的各種手續、出面協調有關部門的關系；負責體育競猜活動的票務保管、財務、統計工作；負責體育競猜活動的保證金和運作中的流動資金的管理，保證賠付資金按時到位。
而作為乙方的宜章縣天鷹礦產建材有限責任公司，則必須在協議簽定后３天內將１００萬元的保證金打入俱樂部指定的帳戶；負責開展體育競猜有獎活動所需場地裝修和設施器材的購置和費用的支出；負責體育競猜有獎活動的具體技術操作工作；負責體育競猜有獎活動的具體賠付、變盤和轉移莊家的工作；負責承擔體育競猜有獎活動具體操作失誤所有的經濟風險和虧損；負責與有關單位的具體協議工作及辦證的經費；公司為開辦俱樂部所發生的債權債務與體育俱樂部無關。在收益和分成上，體育局和天鷹公司則按純利潤的４：６分成。
一位知情者說，從這份協議規定的條款就能看出，以贏利為目的的俱樂部在遇到經營風險時，會通過“變盤”和“轉移莊家”的形式與廣東地下賭場勾結，轉移經營風險，這份協議就決定了俱樂部的“競猜”，實際上就是嚴重觸犯法律的“賭博”。
鄧國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他在簽定合作協議時也意識到這可能有問題，只不過看到主管領導也同意了這種探索，自己也就沒考慮那么多了。
他說，他上任后一心想擺脫體育局經濟拮據的局面，以致急于求成，混淆了競猜和賭博的界限，最終釀成大錯。
·戛然而止的瘋狂
為了規避經營上的風險，羅萬軍又邀請了李向軍、蔡麟、陳新民入股。其中李向軍擔任俱樂部的總經理，董事長由市體育局委派的工作人員黃能擔任。經營場地則由市體育局以每月３萬元的價格，向郴州市玖合玖有限責任公司租用。
�。翟拢保橙眨銟凡空皆诔恢菔酗w虹路玖合玖超市二樓大廳營業。起初，俱樂部以２元一注對“意甲”、“英超”、和“ＮＢＡ”籃球賽等賽事進行競猜。俱樂部成立的前一個多月，一直慘淡經營，收支相抵后，還略有虧損。
韓日世界杯足球賽開賽后，由于冷門頻出，俱樂部的經營狀況開始好轉，俱樂部同時也將２元的投注金額提高到１次投注最少１００元，最高５０００元。為了轉移風險，俱樂部又將部分賭資通過“變盤”和“轉盤”的方式轉移到廣東的地下賭場。
世界杯賽進入后期，俱樂部每天所收的投注資金超過百萬元。一位李姓的投注者回憶說：“當時上千平方米的場地內人頭攢動，十分擁擠，有時投注都要找熟人。”
經公安機關查明，截至６月２４日，俱樂部總投注額高達４２００多萬元，俱樂部從中獲取非法所得８３０多萬元（其中包括廣東地下賭場的４３１·５萬元），除去成本，市體育局獲利８０萬元，羅萬軍獲利１２０萬元，其中包括李萬軍的２４萬元、蔡麟的１２萬元。
公安機關否認了外界流傳甚廣的“為了銷毀證據，莊家每天都銷毀帳目”的說法。據郴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隊長劉開足介紹，公安機關已將帳目全部清理出來，電腦內的資料不見了，是因為電腦空間太小，資料已被經營者移至移動硬盤中。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公安局對俱樂部的查處并非沒有先兆。早在世界杯賽進入８強時，市委分管文教體衛的有關領導就打電話詢問過此事，要求鄧國賢對賭博行為予以制止。
鄧國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當時雖然已明確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對局面已無法控制。由于在預賽中“黑馬”頻出，投注者一直輸多贏少，世界杯賽進入最后階段，他們都希望能把賭本贏回來，“如果當時制止的話，很可能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鄧國賢承認，當時確實是心存僥幸，打算在世界杯賽結束后馬上收手�！皼]想到公安局在最后一場比賽時將俱樂部查封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