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論壇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 劉軍紅
從外交角度看，人民幣的適度強勢，將增強我國在談判桌上的發言權。另一方面，從國際貨幣體制的層面看，人民幣匯率保持一定程度的強勢，有利于促進各國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奠定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突破
1美元兌7元的心理大關，引起國內外普遍關注。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金融形勢，市場無法預知人民幣升值的底線在哪里。人民幣不確定的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是不確定的。
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當前的人民幣升值幅度，與當年日本經歷的兩次超常升值比，確實并不算太高，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或也可承受。如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兌制度改革以來，在兩年零8個月內，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15%左右。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沖擊”時期，日元兌美元匯率一夜間由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兌308日元，升幅接近14%；1985年9月廣場協議后的一年半內，日元對美元凈升值約100日元，升幅也接近40%。不可否認，這兩次日元的超常升值，對日本經濟構成了實質性的打擊，迫使日本政府、企業實行產業和經濟結構轉變，最終，提高了“日元升值抵抗力”。
但是，匯率問題不能簡單地從市場數字上看，還必須從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尤其是企業乃至銀行等多種經濟主體的經營結構和能力層面，進行綜合分析，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而言，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簡單而論。
一般講，匯率集中反映著一國的利率、物價、就業、國際收支，乃至資產價值的變動率，可謂綜合經濟指標的交匯點。因此，匯率政策總是被看作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而1880年國際金本位制形成，標志著國際貨幣體制已納入國際關系體系。自此，匯率問題便被納入國際政治射程，不再僅僅表現為經濟問題，而上升為國際政治和外交問題。在此，匯率政策又帶有了外交政策屬性。
從經濟層面看，有三個主要理由決定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不利。第一，中國農業生產率非常低，在國際市場上，可以說不具備價格競爭力。人民幣升值過度，恐將導致進口農產品對國產農產品的價格沖擊，加重三農政策難度；第二，中國貿易基本屬于加工貿易，即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取決于進口零部件、原材料等價格的變動。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進口產品價格下降，將直接反映在出口制成品的價格形成上，由此，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出口產品價格上漲幅度有限，簡單使用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貿易失衡。第三，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構成中，“外幣資本”（通常為美元資本）占相當比例，人民幣升值，則有可能導致外幣資產縮水，而外幣資產的收益率則因人民幣升值而擴大。這就決定了人民幣升值過度，有可能導致銀行等最終收益下滑。
但是，若從物價角度看，人民幣保持一定的升值狀態，又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國際石油價格就進入了漲價軌道，2004年進一步突入暴漲區間，并帶動全球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進口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形成了“進口通脹”，導致國內物價快速上升。在此，人民幣保持適度強勢，無疑有利于抑制進口通脹。
而經濟問題總是相互聯動的，比如放任人民幣升值，就需要保持足夠高的利率水平；而利率過高，又將導致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雖然這有利于緩解貿易收支失衡，但也會帶來股價下跌，個人可支配收入縮水，打擊消費，也會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增加設備投資，導致生產率停滯，最終將演變為供給不足。而供給不足又是導致國內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
從外交角度看，人民幣的適度強勢，將增強我國在談判桌上的發言權，有利于維護中國經濟的外部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從國際貨幣體制的層面看，人民幣匯率保持一定程度的強勢，有利于促進各國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形成對周邊有影響力的“人民幣云團”，從而奠定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
但是，鑒于中國經濟依然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還存在階段性差距。尤其是金融資本市場還不具備支撐國際貨幣的條件，人民幣過度升值，特別是不確定地升值，依然還是非常不利的。對此，還需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