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近日，越南股市、樓市、匯市全線下挫，引起亞洲市場投資者高度緊張，擔心金融危機再度爆發。對此，越南政府雖采取應急措施，允許證交所“告假三天”，但并未平息市場震蕩，相反，開始波及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周邊各國。 1997年7月2日，泰銖貶值，快速波及東南亞各國，引起地區性金融危機，給東亞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災難。此后，東亞金融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讓市場參與者神經緊繃，總是擔心金融危機再來。
但回顧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不難發現，當年那場危機并不是簡單的貨幣貶值危機，而是由貨幣貶值引起的“銀行信用危機”與“整體經濟危機”的復合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東南亞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即一是投資與出口中的“外資偏重結構”；二是金融系統中的“外資偏重結構”；三是銀行信貸資產中的“外資偏重結構”。
實際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外來投資及其出口，成為拉動東南亞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可以說，外資是成就“東亞奇跡”的關鍵因素。問題是，作為經濟的后發地區，東南亞各國在吸引外資的同時，并沒有將外資及外資帶來的技術、經營方式等先進的生產要素，與本土有機結合，形成“本土基干產業”和“本土產業群”，未能有效蓄積“本土生產力”，更談不上形成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結果，導致每一次“經濟蛙跳”的背后都潛伏著深刻的經濟衰退。 在宏觀經濟向好時，外資持續流入，推動經濟上揚；而一旦經濟進入調整期，外資則迅速撤離，導致市場流動性急劇緊缺，引發“股市、匯市、樓市”全面下挫，加劇經濟衰退，由此，引發了外資主導型東亞危機。
顯然，在此過程中，外資動向與當地宏觀經濟表象形成了連動關系。一方面，外資成為推升宏觀經濟的主要力量；而另一方面，外資的動向又嚴重依存于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緊隨當地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步伐，使宏觀經濟政策平添了一個增量。
問題是，這個政策增量，恰恰被當地政府忽略了。如，當年東南亞各國為抑制市場過熱，連續提高利率，而不是緊縮財政，忽視了提高利率將加速外資銀行信貸資金流入，推升本幣升值的影響，結果，每提升一次利率，都引起一次本幣升值，加劇了外資套利、套匯交易，使過熱風險進一步膨脹。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當年的本幣升值導致東南亞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盈余開始減少，到1997年危機爆發前，出現了地區性貿易赤字化。而此時，區內消費、不動產熱還在升溫，經濟增長結構嚴重失衡，宏觀經濟面臨高風險。事實上，就在此時，泰國率先走上了“匯率自由化”道路，給早已瞄準泰銖的對沖基金提供了“扣動扳機”的最佳時機。 如今，越南經濟雖存在同樣的外資主導的高危結構，但不同的是，當前越南銀行系統尚不發達，未能吸引過多的外資信貸資金，外資大多集中于股市和不動產市場。尤其是，1997年后，東盟與中日韓構建了雙邊貨幣互換協定，使外資不敢輕易狙擊“越南貨幣”。這樣，即使越南出現短期的股市、樓市下挫，尚不至于引發1997年那樣的金融危機。
但令人擔憂的是，當前越南經濟存在嚴重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偏差，有可能通過市場動蕩，引發新的風險。
一是貿易收支赤字化。如，越南出口產品以原油、鐵礦石為主，但國內消費則以石油和鋼鐵制成品以及純消費品為主。盡管原材料漲價增加了出口收入，但石油、鋼鐵制成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使越南的貿易赤字難消。而貿易赤字與巨額資本流入形成反差，一旦外國資本回撤或轉移，難免不引起資本匱乏型經濟危機。 二是消費資產化，空耗外資，外債危機風險急劇膨脹。近年來，越南個人消費日益表現為“資產消費”傾向，不僅住宅、黃金成為個人追逐目標，就連高檔摩托車也被當做資產囤積。如，2005年底越南政府在主要7大城市廢除了“每人只能擁有一輛摩托車”禁令后，本田、雅馬哈等高檔摩托車成為越南人的“資產”，預計2008年底，其市場規模將達到日本本國市場的3倍。
而2003年，越南與日本簽訂了“日越共同倡議”，強化日本對越投資；2005年12月，雙方又在投資、勞動、稅制、產業、基礎設施、關稅與物流等7大領域搞“共同規范”，越南的外來投資呈現偏重日本投資傾向。一旦日本投資戰略發生轉變，越南恐無法分散這種政策性的外資偏重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