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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劉軍紅
資金過剩→全球資金循環→美元不倒→輸出資本→資本支配力→獲得新興市場國的“勞動紅利”
巨大紅利的背后，要求國際秩序必須補充構建公平的分配體制。
11月15日，美國將在華盛頓召開全球金融峰會，商討當前的國際金融和全球經濟問題。而面對美國政權的換屆以及金融危機的全球化，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文化恐將迎來一場革命，備受國際社會矚目。
金融權力的爭奪：美元體制與日歐崛起
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貨幣體制是重點。此次危機表面上看是金融問題，背后則是美元體制問題。二戰后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制是以多國協定的方式確定的一個貨幣關系，規定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關系。但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被迫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關系后，作為國際貨幣體制的關鍵支柱，固定匯率制不復存在，標志著該體制的事實崩潰。
1973年后，美國利用紐約金融市場的地位，事實上將國際金融體制逐步“市場化”，這個走向市場化的體制沒有各國政府間的協議，也沒有明確的概念，因此被稱作“一個無體制的體制”。由于它是以美元為中心的，所以也被稱作“美元體制”。經過70年代和80年代初兩次金融危機后，美國形成以美元結算的石油期貨市場，這又給“美元體制”添加了一個“石油支柱”。
這個“美元體制”一直統治到今天。但事實上在1999年就出現了“變點”，那就是歐元啟動和日本21世紀日元國際化戰略落實，從貿易結算貨幣、 標價貨幣到外匯儲備貨幣等方面蠶食美元地位，這是對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戰。國際貨幣體制的力量結構出現多極化傾向。但是，在外匯市場交易中，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重要指標，美元的“媒介貨幣”地位持續不變，其比例持續保持在 90% 左右，表明美元依然是惟一的國際關鍵貨幣，依然無法替代。
2001年“9·11”事件，美國本土的地緣政治風險暴露，資金外逃，特別是中東石油資金外逃，支撐美元地位的世界資金循環受阻，美元地位危險。伊拉克戰爭后，美國雙赤字膨脹，世界資金回流中斷，美元地位無法支撐。此時，英國發揮了重要作用，積極吸收中東和新興國家資金，再轉移到紐約市場，確保了美國與世界的資金循環，支持了美元地位，因此堪稱英美金融同盟。
但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倫敦銀行間市場利率快速上升，資金供給功能紊亂，歐洲市場甚至一度出現美元資金供給停頓的罕見現象。美英金融同盟似也出了問題。尤其是，英、美、歐、日等危機對策的時機把握、政策規模以及努力方向，表現了明顯的不協調性，暴露了金融權力爭奪的一面。
巨大勞動紅利并未配以公平的分配體制
金融危機暴露了“金融文化”弊端。第一，撒切爾、里根的新自由主義及其金融自由化，僅僅強調了金融機構、金融產業以及金融商品的自由化，屬于提高“供給方效率”的自由化。而作為金融的上層建筑，金融行政體制、監管體制和市場評級體制，沒有任何改變，二者偏離，導致金融體系結構性失衡。
第二，冷戰后世界市場統一，資本自由移動，“新興國勞動大釋放”，生產成本降低。由此產生了兩個資金剩余：一是由于生產成本降低，導致資本投入量“大節約”，形成資本剩余；二是跨國壟斷資本與巨大勞動釋放相結合，形成了全球貿易規模性擴張，進而形成了貿易收入維持的資金大剩余。這兩個資金剩余，導致全球資本資金市場大發展，催生金融產業大進步。
資金過剩給美國主導的全球資金循環提供了條件，成為美元不倒的條件，也成為美國對外輸出資本，形成資本支配力，并借此獲得紅利的條件。美國金融資本獲得的是新興市場國的“勞動紅利”。這客觀上要求，國際秩序還必須補充構建公平的分配體制，才能確保“全球化”與“自由(效率)”、“公平(分配)”的有機結合，形成穩定的“國際經濟社會一體化”，即新秩序。
中國的選擇應該是“中立”
當前的大國協調，離不開新興國家的參與，應當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關切。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盡管美歐各國和地區積極動用政府力量，干預市場，但并不意味著今后會出現“中左回歸”，更不應出現類似布雷頓森林體制那樣依靠“政府間協定”規定國際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場化依然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依托市場及其規則的“市場化體制”依然是時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與歷史大勢不符。
原因很簡單，市場化，解決的是供給方的效率問題；政府干預、政府主導，是在社會分配問題上發揮作用，確保社會分配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G7共同維護國際金融秩序，強調發達國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國與歐日的矛盾，但事實上效果不佳。G20涵蓋的面更廣泛，更符合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眾多方面的利益。
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積極構建金融市場的同時，應積極爭取剩余資金的使用權、國際公平分配權，但不宜輕易推動，或幫助日、歐改變“美元體制”現狀。
原因是改變美元體制，需要有足夠的國內應對體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場體制、自主技術創新體制、依靠市場的風險分散體制，乃至與國際會計體制接軌的會計統計體制等，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靜分析破壞一個體制、構建一個不成熟的體制，與維護現有體制之間的成本與利益。
目前看，中國的選擇應該是“中立”，即正視我國市場經濟、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性，將重點放在積極提高國內金融市場質量，實現“金融市場制度升級” ，促進金融“效率化” ，推動“ 分配公平化”，在此基礎上，才能考慮推動國際金融秩序的再建設，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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