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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從來都是順著路邊，貼著墻根兒，低頭不語，仿佛總受人監(jiān)視，恐恐惶惶，躲躲閃閃。談及命運的時候，他會雙目直瞪，叨念連連：“我命苦，命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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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應該讀逄春階發(fā)在《齊魯晚報》上的《悼湘榛師》——郝湘榛辭世的消息我雖然早已得悉，但卻是采取了把頭埋進沙子里自欺欺人的“駝鳥政策”，我實在害怕腦子里閃回出這位苦難老者的音容笑貌，回憶起那些近似哲人的精彩言談。春階的短文使我們見到了一個悲哀、高尚、執(zhí)著淡泊、可親可敬、真實鮮明的郝湘榛；或者更準確一點說，使我們見到了整整一代“郝湘榛”們的命運和心靈。
說“郝湘榛”等同于“苦難”應該說恰如其分。我認識他時，他才五十歲左右，但已經(jīng)完全一副老態(tài)形象。他對誰都是不疏不近，對任何事情都是不冷不熱。衣帽鞋襪從來都是舊的，偶爾有一件新的，反而于他極不協(xié)調。走路從來都是順著路邊，貼著墻根兒，低頭不語，仿佛總受人監(jiān)視，恐恐惶惶，躲躲閃閃。談及命運的時候，他會雙目直瞪，叨念連連：“我命苦，命苦……”
郝湘榛的確命苦，而且“苦”得叫人惋惜，“苦”得叫人憤然——他才華橫溢，二十歲上下就發(fā)表了極具水準的小說，受到了文壇關注。不幸竟是直言快語，１９５７年被省文聯(lián)召集去幫助整風，他錚錚赤膽，坦誠陳見，結果得了一個“右派”的頭銜，一戴就是二十多年。從此批判、勞改，失去了人的自由，創(chuàng)作當然更無從說起；即使以后摘帽，也僅僅算一個“準”公民，遵命寫出的作品，署名處不是“集體創(chuàng)作”，就是寫上別人的名字，自己連個“執(zhí)筆”也無資格，從“早晨八九點鐘”直到垂垂遲暮。二十多年后，“右派”是改正了，可近半世的“苦”卻怎么“改正”得了？
郝湘榛難以改變的還有作家的氣質——“不語”原來只是一種表象，當談及對社會的認識，對生活的見解，他會滔滔不絕，慷慨激昂，簡直成了另一個人。討論文學，更是見地深廣，一針見血。此時，你會想到吼叫的雄獅，噴發(fā)的火山，誰都會被他的真誠所感染。
“冷酷”的郝湘榛心里其實揣著一盆友情的火。１９９１年冬我初到《山東文學》，一次到濰坊出差，特意去臨朐看他，他正一只手饅頭一只手咸菜吃晚飯，我坐在他一旁嗑著桌上僅有的一小堆葵花籽兒陪他說話。告別時我告訴他明天早飯后即走，不再過來辭行。誰料，第二天我還沒吃完早飯他竟趕到招待所送我。穿一件舊大衣，步行了二三里路，當時我即感動得心頭發(fā)熱；更沒有想到的是，他手里還提著一包葵花籽兒——分明見我昨晚吃得貪饞。那一刻我真的掉下眼淚了！
在郝湘榛身上還有一個當時我不理解的“怪”現(xiàn)象，就是嘴上總是滔滔江河洶涌翻滾，落到紙上的作品卻是涓涓細流微小聲響，仿佛換了另一個人，全沒了嘴上的勇氣和音量。我們?yōu)榇艘菜较伦h論，結論無非右派后遺癥所致，白紙黑字，不忘謹慎小心，于是不免又為他嘆惜幾分。多少年后，我才認識到自己的幼稚可笑：郝湘榛是經(jīng)過了冷卻提煉，把熾熱的巖漿變成為寶石了，由“巖”到“寶”，是一個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質的飛躍。他已經(jīng)把目光穿到了社會的深層，筆觸探到了生命的本源。記得“文革”結束不久，文學界轟轟烈烈展現(xiàn)“傷痕”，作品幾乎無一不在控訴“文革”造成的不幸的時候，郝湘榛卻高人一籌地寫出了《人之初》。一眼便看出這是一個“性本善”的故事：一個公社領導干部被斗得遍體鱗傷走投無路，一戶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冒著風險收留了他……。這個多少年后才被認識到的“文革”泯滅了人性的問題，郝湘榛在１９８０年就已經(jīng)用形象作了揭示，這是何等的“超前”，多強的認知能力！沒有相當?shù)纳铙w察，沒有相當?shù)恼涡嵊X和人生探索，是根本做不到的。當我跟他談起這點認識時，他卻意味深長地說：十億人口一呼百應，千瘡百孔渾然不覺，怎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說得明白！。那一剎那我突然意識到：面前的郝湘榛應該是大作家！
可是，郝湘榛沒有“成為”大作家，原因是他不善張揚，既不會吹，又不會炒。唯此，才更加說明其“大”也！
□ 王良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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