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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須對貪污腐敗的巨大危害保持清醒的認識。秦商鞅，西漢董仲舒，東漢王充、仲長統等思想家，都反復指明了貪污腐敗對社會生活和國家政權侵蝕的嚴重性。事實上，秦末的腐敗流行與兵役、徭役等急政一樣，都是秦“二世而亡”的關鍵因素。即使是社會經濟沒有接近崩潰邊緣的西漢和東漢后期，也由于官吏的貪污腐敗和橫行不法，直接造成了民眾對現政權離心離德的社會大危機，并進而分別演變為王莽代漢和東漢在張角起義、董卓專權、軍閥混戰等事變沖擊下走向瓦解。顯而易見，為了盡可能避免發生伴隨王朝覆滅而來的巨大社會震蕩和破壞，統治者就必須始終對貪污腐敗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戒，堅持不懈地抓好反貪工作。
第二，構建嚴密的監察機構是反貪有效進行的必備前提。秦漢反貪的主要成功經驗之一就是以很大的精力投入構建了由中央到地方完整系統的監察網。東漢時定型為：中央尚書令、御史中丞、御史，州刺史，郡太守（兼）、督郵，縣令（長）、廷掾等，并配備有相當數量的監察官員。實踐證明，當王朝整個政治大環境比較健康的時代，這套監察機制確實收到了澄清吏治的好效果。但也存在著較明顯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監察權與行政權分離不徹底。例如太守、縣令既是地方長官，但他們同時也為轄區的最高監察官，都是集地方行政權與監察權于一身。歷史經驗證明，監察權不獨立，特別是行政權對監察權的支配，在本質上對監察的運行是極為有害的，依賴這種體制根本不可能防范、制止吏治的腐敗化趨向。
第三，反腐敗的主要武器只能是法律，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從《秦律》開始，就繼承了戰國法治文化的優良傳統，規定有詳細的以懲治瀆職和反腐敗為主要內容的官吏法規，對各級官吏的違法行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以“輕罪重罰”為特色的懲罰標準，對貪官污吏有著強大的震懾力。此后的《漢律》也基本繼承了《秦律》的精神，并有意識地加大了對貪官污吏的懲治力度，西漢武帝朝、東漢明帝朝都是如此。此外，兩漢在通行法律之外還規定有《刺史六條》、《三互法》等專門的監察法規，分門別類地針對各種貪污腐敗行為予以懲治，確實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況則時好時壞，像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等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貴、官抵罪，也不因功廢法，保證了法律在反貪領域中的權威性。但更多的時候，法律受到了皇帝、貴戚、寵臣們的破壞，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后，強調人治的儒家理論導入漢代法律之中，有罪不罰或同罪異罰的所謂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等“八議”大行其道，嚴重削弱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這一歷史教訓值得后人吸取。
第四，官府直接經營工商業，易滋生嚴重的腐敗問題。這不僅表現在官員直接從中損公肥私，而且表現在他們往往會與商人共同勾結，出賣經濟情報，或故意貴買賤賣，以此謀取一己私利。同時由于官吏直接經營工商業，也會嚴重敗壞官吏的形象，毒化吏治空氣。漢武帝朝之所以在強化反貪力度的條件下仍難以有效控制貪污腐敗的蔓延，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推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官府經商政策。王莽新朝吏治迅速腐敗至不可收拾的程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五，統治階層奢侈享受的不正之風，是貪污腐敗產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因為不論在任何一個政權中，官吏的合法收入總是比較固定和有限的，而奢侈享受就像無底洞一樣，永遠也難以得到滿足。如果奢侈享受形成風氣，許多官吏便難免會走上貪污受賄、謀取不義之財的絕路上去。西漢、新莽、東漢中期的數次腐敗浪潮，也都與由皇帝、外戚帶頭掀起來的奢侈歪風有關。倘若奢侈無度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即使再怎樣加大反貪力度，也難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六，民眾在反貪中要有發言權。秦漢反貪的一個成功經驗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民眾有參與反貪、揭發貪官污吏的權利。兩漢都有授權民眾進京告發地方官吏橫行不法的言“變事”制度，東漢時還把民間輿論即所謂的民謠做為陟黜官吏的主要依據之一。當時許多貪污腐敗的大案，就是在民眾的揭發下敗露的。
范學輝 于 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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