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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Mary與王成漢見面時，兩個人激動地抱在了一起。（亓翔 攝）

　　　　跨越71年的擁抱·訪談實錄

　　　　“最后的英雄”舍命跳傘，從天而降救了1500名外僑

　　大眾網特派記者 樊思思 亓翔

　　他是上世紀40年代考入四川大學的高材生，他是91歲高齡卻依然耳聰目明、身體硬朗的“樂天派”，他是數千歐美僑民心目中“最后一位英雄”……他叫王成漢，71年前，作為美軍救援小組7名成員中唯一的中國人，他從山東濰縣（今濰坊）上空一躍而下，和6位戰友一起成功解救了近1500名被日軍關押在濰縣集中營的歐美僑民，其中包括一個名叫Mary的美國小姑娘。7月27日，已經83歲的Mary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終于見到了救命英雄王成漢。71年后，兩位老人跨越太平洋，激動地擁抱在一起。

　　在與Mary見面的前一天，大眾網記者在王成漢老人貴陽的家中專訪了他，聽他講述生命中那極為特殊的1945年，講述他親身參與的那場“從天而降”的大營救。

　　一、棄筆從戎

　　19歲棄學從軍參加抗戰，入選7人特別行動組

　　大眾網記者：1944年您還是一名19歲的大二學生，是什么激發了您放棄學業去參軍的呢？

　　王成漢：1944年的12月，我在四川大學物理系讀二年級，那時候日本人已經打到獨山了，正好那年馮玉祥到我們學校去演講，勸我們去參軍。我和學校里的二十幾個同學，另外還有齊魯大學、華西大學、金陵大學的大學生，就一起從成都到瀘州去參軍（國民革命軍青年軍）。加起來有100多人，就成立了一個連，叫二〇三師搜索連。

　　后來重慶有一個電訊大隊，是專門學拍電報的，到各個部隊去抽調人員，我們就到重慶去了。在重慶，我在電訊大隊待了20多天，已經可以一分鐘發100多個字了，快可以畢業了。這時候，正好美國軍隊需要中文翻譯官，國民黨外事局又辦了一個專門培訓翻譯的班，我就從電訊大隊跳出來，報考這個翻譯員訓練班。

　　一開始我不敢去考，因為我的英語不行，那時候我的英文是高中程度，其他很多學生都是教會學校的，英文很好，他們好多人都考上了。我覺得我高中時候的英語還是可以的，我也考一考吧。考試的時候，考官說得非常快，很緊張的樣子，我就說了一句英語：take it easy，我說你別那么著急，慢慢說。他看我英語還可以，就收了。

　　我在那兒學了25天，1945年的5月25日畢業后，我們這些學員分別被送到昆明的譯員人才庫等作戰單位，我后來被美國戰略情報局選中，被分在了7個人的一個特殊行動組。之后，我所在的行動組被派到湖南芷江的前敵指揮所,準備去衡山跟中國抗日游擊隊取得聯系,在敵人后方襲擊。再往后,我又到云南開遠受訓,在那兒學習跳傘和使用武器。學跳傘是在地面模擬學習，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跳過。當年8月初，在開遠的訓練結束后,我被重新分配到了特別情報組。

　　二、鴨子行動

　　1.飛機下降到500英尺，看到了下面歡呼的僑民

　　大眾網記者：您參與了1945年8月17日對濰縣集中營的營救行動，也是救援隊現在唯一健在的成員，您能給我們講講當時的情況嗎？

　　王成漢：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投降。8月16日，我們這個組就飛往濰縣集中營的所在地了。跟我們同時出發的還有4個組，每個組都是以鳥的名字命名。我們組叫“鴨子行動隊”，另外3個組分別去了北京、沈陽和海南。

　　8月16日，我們先到了西安一個前敵指揮所，在那里待了一晚上。8月17日早晨7點多鐘，到了飛機場，隊長才正式宣布了當時美國的戰區總司令韋德麥的命令，讓我們到山東濰縣集中營解救1500多名外僑。那時候日本剛宣布投降，還不知道在山東濰坊的日本人是否接到命令，情況不明朗，所以我們不能坐飛機降落到地面。當天上午9點半左右，我們乘坐的B-24轟炸機飛到了濰縣上空，但是濰縣集中營具體在什么地方，我們并不知道。飛機在濰縣上空盤旋，看哪個地方是大院、哪個像集中營。一開始飛的高度是2000英尺，看不見下面的東西，就降到1000英尺，還是不行，又降到500英尺，這才基本上能看到下面的情況了。

　　等盤旋到一個大院的上空時，我們看到下面有人在揮手，有人脫了衣服在甩，有人在吼，就覺得濰縣集中營有可能就在這個地方。然后，我們又看到周圍有圍墻，圍墻上有電網，下邊還有深溝，肯定這就是集中營了。我們又降到450英尺，大概離地面不到140米這么高，基本擦著樹尖。里面的人們也看到了美國的飛機，都跑出來了。日本看守是不準他們跑的，但是這1000多人一下就把他們沖開了，日本人都嚇傻了。后來我才知道，濰縣集中營里的這些外僑也有情報。他們通過一個叫張興泰的拉糞車的中國工人傳遞情報，只有張興泰可以進出濰縣集中營，他進來掏糞運出去，同時也把情報帶出去，把情報送給抗日游擊隊十四縱隊，把有用的情報帶回來。所以，那時僑民已經知道，歐洲戰場上德國在5月初就投降了，戰爭接近日本領土了，日軍大概也快完蛋了。

　　2.9秒鐘空降落到高粱地里，僑民奏響四國歌曲編成的歡迎曲

　　大眾網記者：您還記得跳傘和降落后的情形嗎？

　　王成漢：隊長命令跳傘。按照次序：第一個是隊長，少校，Stanley Staiger；第二個是日本翻譯；第三個是情報官；第四個是報務員，叫Peter Orlich；第五個就是我；我后面，第六個叫Hannon，他是從德國的集中營里跑出來的，跑回美國，才參加行動組的，他也是搞情報的。最后，也就是第七個跳的是醫生Hanchulak。

　　當時的降落傘是自動開傘，該我下的時候，我還是停了一下，后面第六個跳的人推了我一下，我就跳下去了。后來想想，還是挺后怕的，我落地后看了看表，一共就9秒鐘。我們降落到離集中營大概500米的地方，一片高粱地里。一會兒，這些沖出來的外國僑民就跑到高粱地來了，把我們抬了起來，抬到肩膀上，把我們抬進集中營了。抬進集中營以后，僑民自己組織的一個救世軍的樂隊就奏樂歡迎我們。

　　他們演奏的那首樂曲，是之前就已經多次練習準備的。這首樂曲是將中、美、英、蘇四首歌編在一起的。他們之前練習時怕被日本人發現，就在曲子中間夾雜了一些《圣經》里的詩，編在了一起，就這樣他們才把日本人糊弄過去，每個禮拜都要練習。

　　3.集中營里面英美人最多，特別是孩子特別多

　　大眾網記者：當時集中營里面的僑民是個什么情況？

　　王成漢：這個集中營里面英美人最多，里面孩子特別多，1500人里頭有327個孩子，是從煙臺那邊被日本人轉過來的。煙臺有個學校叫芝罘學校，就是Mary的曾祖父利用庚子賠款開辦的，專門教育在中國的外國人子女。當時，Mary和她的哥哥、弟弟、姐姐，他們四個再加上他們的祖父，五個人一直被關在集中營里。

　　我們接管集中營后，找到了負責的日本司令官，他已經知道日本投降了。我們經過談判，確定了兩條：第一，日本人首先得繳械，日本人就把槍和刀都繳了，但集中營的安全問題暫時還讓他們負責。第二，集中營里1000多人的生活用品問題，日本人還得暫時負責。后來，我們又相繼接管了機場、醫院、學校、食堂以及辦公場所。安排完之后，我們開始登記被關在集中營的外國人的名字、國籍、工作。在所有的工作結束后，我們7個人中有6個被派到了青島，建立一個辦事機構，以便把這些外國僑民都送到青島，再從青島送到香港、澳門，然后從澳門再回到英國、美國等國家。

　　4.我和Mary一起吃飯、打球、做禮拜，我還記得9月7日是她的生日

　　大眾網記者：在濰縣集中營的時候，您跟Mary相處了大概多長時間，平時交流多嗎？

　　王成漢：我們到了集中營以后，有的孩子說我們是“天上下來的英雄”。我在那兒的工作，主要就是和當地的游擊隊打交道。我那時候也就20歲，平時喜歡跟這些小孩子一起玩。Mary跟我特別要好，她當時還有一個多月就滿13歲了，我還記得她是9月7號的生日。

　　剛見到Mary的時候，她瘦得很，頭發還是這樣子的（指Mary現在的樣子）短頭發，連鞋子都沒有穿。當時，集中營里的物資供應匱乏，不僅沒有衣服穿，還長期餓肚子，很多人都瘦了幾十磅。Mary和很多孩子還吃過炒雞蛋殼，因為營養不良要用這個給他們補鈣，先把雞蛋殼晾干，再烤焦，然后碾成粉。Mary說難吃，就跟吃沙子似的。我們到了集中營后，當年的8月20號，美軍就占領了琉球，就是現在的沖繩，美軍在沖繩島有個基地，就從沖繩島上來了10架B-29大型轟炸機，運送物資，主要是食物、醫藥品，還有穿的。

　　我和Mary在一起大概有三個星期，每天我們吃完晚飯后一起打壘球、打乒乓球，周末的時候一起做禮拜、唱歌。當年的9月10號，Mary就離開集中營回國了，他們一家人都被送走了。Mary是先到西安，然后到陜西鳳翔，因為她的父母在鳳翔辦了一個圣經學校。Mary的父母沒有受罪，因為他們沒讓日本人抓到。Mary他們從濰坊到西安，在西安住了一晚上，然后就到了鳳翔，跟她父母見面了。那時候也沒有什么交通工具，他們坐的騾車，從西安到鳳翔，走了很久。

　　9月下旬，我們也走了。我到了西安，再轉到昆明，從昆明又回成都，9月底到成都，10月1號我回了學校，繼續讀大學二年級，直到1948年畢業。

　　三、世紀重逢

　　1.Mary當上議員后開始尋找當年的營救小分隊，環游美國挨個找他們表示感謝

　　大眾網記者：據說Mary找您找了很多年，那您跟她最后是怎么聯系上的呢？

　　王成漢：1997年，Mary當上新澤西州議員后，在美國有一個叫做中印緬老兵協會要聚會。這個會本來是另外一個人參加的，這個人有事就請Mary替他去。因為開會地點就在離Mary家不遠的地方，Mary就答應去參加。后來，Mary告訴我，她為什么想參加這個會呢？第一，她沒聽說過這個協會，不知道什么叫中印緬老兵協會，想知道是個什么樣的組織。第二，她聽說協會里面有很多是在中國打了仗回來的老兵。她就突然想去找找，看有沒有我們這7個人，于是，她就帶著資料去了。

　　開會的時候，她就把這個經過一講，說出了我們7個人的名字。當時有一二百個老兵參加，正好其中有一個是搞情報的，他說只要這些人在美國，他就都能找到。這里面還有個有趣的事，當這個人按照這些名字找到7個人以后，Mary一看，其中光叫James Moore的就有160個重名的。這時，一位在印度當過護士的美國人聽說Mary在找我們，她有個姐姐正好在濰縣待過，她就找她的姐姐聯系，結果一下就找到了Hanchulak醫生。Mary給Hanchulak家里打電話，Hanchulak的妻子說Hanchulak已去世了。后來，Mary第二個找到的是當年那個報務員Peter Orlich，結果他也早已去世了。

　　Mary第三個找到的是行動隊里做日語翻譯的Nagaki，他開了個農場，他還活著。Mary很高興，因為終于找到一個了。Nagaki又跟情報官James Moore聯系，就這樣，Mary打電話找到了James Moore。結果James Moore說，其余那兩個他也知道，就這樣，小分隊里面的6個人Mary都找到了，其中兩個死了，4個還活著。她就環游美國，親自到他們家里一個一個表示感謝。后來，Mary覺得6個都找到了，還有一個沒找到，這個人是Eddie Wang，我當時用的英文名字就是Eddie Wang。

　　2.Mary在美國與我通話，連問了16個問題確認身份

　　2005年8月17號，濰縣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紀念日，Mary到山東來了，有一個人答應幫她找我，結果后來沒有消息。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美國時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寫汶川大地震的事情，署名就叫Eddie Wang，跟我的名字是一樣的。Mary就打電話問，結果也不是。

　　一晃又過了十年，到了2015年3月29號，當時我孫子在美國，我孫子曾經說，以后有機會的話，他會幫我找到當年行動組里的戰友。當年在濰縣集中營里的一個4歲的孩子長大后辦了一個網站，就是濰縣集中營網站，這個網站把難友們以前收集的一些資料匯總起來，Mary便經常在這個網站上面發表文章。2015年，她有一篇文章剛好讓我孫子看到了，我孫子心想：我爺爺就在這兒呀！

　　然后我孫子就問我，我就把其他人的情況也告訴他了，他就寫郵件給Mary，說你要找的人是我爺爺，我爺爺現在身體很好。他把相片寄給了Mary。Mary想落實是真的假的，怕像汶川地震那次找錯了人。她就問我孫子很多問題，我孫子也不太清楚，他就打電話回來、微信跟我聊，我回答后他再轉告Mary。這樣來來回回好幾次。

　　最后，Mary從美國給我打電話過來，而且約好了時間，時間一定要在美國早晨9點鐘打電話過來，這時候中國大概是晚上9點鐘，我還沒睡覺。約好以后，Mary就到當地中國朋友的家里去打，因為如果語言上有問題的話，他們可以幫忙翻譯一下。Mary怕我把英文忘了，因為幾十年沒用過了。5月3號，打電話過來了，晚上9點我接電話，她好高興。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提了16個問題，她就像考我一樣，我全都答對了。我倆在電話里聊哭了，太不容易了！

　　3.我們能夠相見真的是緣分！陸續有集中營的人給我寫信表示感謝

　　Mary還有個中文名字叫戴愛美，去年，濰縣集中營解放70周年在濰坊開會，她希望我去，我也希望她去，我們可以見面。結果，她到澳大利亞去了，就沒見到我。今年6月，她侄子給我打過幾次電話，說他姑媽Mary要來看我。Mary今年83歲了，一直有個愿望，就是這7個人個個都要見到，現在6個人都死了，就差我這最后一個沒見到……

　　這次能見面完全是緣分，真的是緣分！去年，我跟Mary聯系上以后，陸續有其他當年在集中營的人給我寫信。有從加拿大寫來的，說他現在家里一共有64口人，他比Mary小1歲，當時11歲。他發來的相片上，他們家里四五十口人，他說，當年沒有你們來救的話，我們家里起碼要少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