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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朋友圈一篇《你兼顧事業和家庭，誰來兼顧你?》的文章引發了不少職場女性的感慨：做媽媽難，做職場媽媽更難。在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生育二孩之后，職場媽媽們面臨著家庭和職場、身體和心理上的多重考驗，不得不做出取舍。智聯招聘公布的一份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研顯示，近七成女性不愿產后放棄職場，但85%的職場女性生育后會考慮跳槽或更換崗位。

　　孕后一月返崗，二孩媽媽很焦慮

　　“一邊對孩子滿懷愧疚，一邊對工作心有不甘，每天連滾帶爬地生活，我已經想過要辭職當‘全職太太’了。”陳女士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今年二月，她休完二胎產假重返職場，卻發現雞湯文中“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完美女人都是騙人的。

　　90后辣媽孫檸與丈夫共同經營著一家藝考培訓機構。今年春天，她在喜憂參半的“糾結”中迎來了二孩。雖然在經濟和時間方面的壓力比普通上班族要小一些，但一想到要“吃喝拉撒睡”從頭養育個孩子，加上創業的壓力，她也時常陷入焦慮。“藝考政策有什么變化?新開的幾家機構怎么樣?對我們沖擊有多大?懷孕期間也時刻在想這些。非常害怕會與社會脫節。”生育一孩時，孫檸花了7個月恢復，但生完二孩她只在家待了一個月就回到公司，“以前每天早上還會專門跑健身房踢腿，現在早上是一邊喂奶一邊壓腿，還要打電話安排著工作。”

　　二胎后復出的劉梅，同樣陷入了力不從心的掙扎。在休產假的半年間，她全心撲在了六歲的女兒和新生的小兒子身上，這種閉塞的生活讓她也漸漸失去之前積累起來的競爭優勢，“專業知識和技能快速更新，但我還是維持著孕前的狀態，在競爭激烈的外企已經算是退步了。”她只能私底下加緊學習，要求自己每天五點起床，利用孩子睡醒前的一個小時學習。

　　降低職場期待，轉向照顧家庭

　　“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維持平衡，成本太高，不光需要有完備的家庭支撐，對女性的學習能力要求也很高。”歐西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經理雷祎博告訴記者，實際上，女性在產后會有意識地做出選擇，而更多女性會選擇降低職場期待，更多地轉向家庭。

　　余靜是青島一事業單位原辦公室主任，前途看好，但在生下二孩后，越來越重的家庭壓力讓她不得不做出取舍。“之前的崗位要跟著領導節奏隨叫隨到，需要經常出差，熬夜寫材料，生了二孩后肯定是做不來了。”思考再三，余靜申請轉到一個清閑的崗位，“之前單位在崗位分配上就‘男女有別’，比較累的、有晉升空間的崗位一般都傾向于安排給男性。如今我還有了二孩，即使不主動申請，調整也是遲早的事兒。”

　　作為高齡產婦，40歲的陶女士在懷孕期間就感覺身體異常吃力，最終她放棄了外貿公司的管理崗位，跳槽到一家美術培訓機構做老師。“之前很在意職位提升和工資，現在覺得時間自由最重要。培訓工作時間靈活，家里有事的話都可以安排錯開上課時間。培訓機構還有很人性化的‘哺乳假’，哺乳期的女員工早上可以晚來一小時，下午早走一小時。”

　　對自由的時間與空間的需求取代了對薪酬、職位提升等方面的職業期待，成為二孩職場媽媽們最迫切的需求。一些重返職場的二孩媽媽不是回到原來的崗位，而是會申請調整到壓力相對較小的崗位或干脆跳槽。

　　用人單位對二孩媽媽挺無奈

　　“放開二孩后，生了一個還可能生第二個，一旦懷孕最少要有半年空缺，但企業養不起閑人，”西海岸新區一民營企業負責人許先生告訴記者，之前企業在招聘時更愿意聘用已經生育了的女員工，現在未婚年輕女性反而更受招聘企業青睞。

　　“對于不少女性就業者，已婚已育這種以往的應聘優勢已經變成一種劣勢，”智博合悅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青島公司總經理李鈺告訴記者，“企業看中員工工作的連續性和快速響應的特質，涉及重要崗位時，會對育有一孩的女性員工產生擔憂，擔心她是否會生二胎。另外，生育期間相對隔絕的狀態，讓女性就業者職業技能提升陷入停滯，對行業最新資訊的捕捉也變得困難，返崗后適應期較長。這都是企業不愿耗費的時間和成本。”

　　不僅如此，二胎政策放開之后甚至出現了“連坐”效果，一些企業用人上“重男輕女”的風氣又有了抬頭之勢。雷祎博告訴記者，以往，企業中財務、人事等崗位的從業者以女性居多，但現在很多單位明確要求只要男性，更增加了女性就業的難度。

　　緩解二孩媽媽的壓力

　　應完善二孩配套措施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優化我國人口結構和平衡男女比例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實施過程中也確實出現了對女性就業的負面影響。”青島市婦聯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英國、德國等地已經有較為完善的生育保險制度、《反歧視法》和生育津貼制度等，但我國對于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尚不完備。

　　面對當前職場女性的各種尷尬處境，市婦聯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首先需要完善有關生育保障的法律法規。“盡管我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有關于不得歧視女性的規定，但僅是倡導性規定，不具有可訴性。有必要借鑒國外經驗和我國以往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經驗，盡快出臺鼓勵女性生育二孩和減輕企業負擔的制度，以保障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

　　此外，市婦聯也建議各家企業應該配備女性生育的專門設施，譬如孕婦和哺乳的專門房間，解決女性員工的后顧之憂，以確保女性實現工作和生育二者關系的平衡。

　　“很多時候，當我們為一些職場女性追回經濟補償金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時，她們都會很吃驚，因為補償金的數額遠超出她們預期。”市北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聘任兼職仲裁員于連青告訴記者，一些女性就業者并不清楚企業隨意解聘員工所付出的代價，大多數時候會主動放棄維權，企業違法成本低，企業在損害女性工作權利時更有恃無恐。于連青認為，《勞動法》不乏對女性工作權利的種種保障，但更關鍵的是法律的執行情況，“執法部門應該加強監督和檢查，強制所有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嚴格按照勞動法規定來選人用人。”

　　對此，智聯招聘華北區市場經理江禎表示，與男性相比，女性會由于生育期間離開職場半年而形成一種劣勢，但這種劣勢也只是相對的。只要女性表達出足夠的工作欲望，通過與公司的溝通獲得更為自由的工作時間，保證工作的效率和成果，“二孩媽媽”的職業處境就會慢慢改善。“調查中我們發現只有不到10%的男性會參與到家庭的照顧當中，”江禎強調，家庭應該給予女性足夠支持，男性應該更多參與到家庭照顧中，從而減輕女性由于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沖突帶來的負擔。

　　江禎表示，二孩媽媽職場困境的解決，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和家庭多方的聯動。國家應該適時改進和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公平就業權利的實質監管;企業應該明確自己的考量標準，在職業上升方面制定一些更透明的政策;社會和家庭都需要給予女性就業者更多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