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到的見解、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學術觀點。歸型的經濟學家樊綱總是以另類的眼光看中國的經濟世界。
樊綱簡介
樊綱,著名經濟理論學家。1953年9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
于河北大學經濟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等職;出任過世界銀行、UNDP、ESCAP、O
ECD等國際組織經濟顧問;現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與博
士生導師,系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如今,經濟學家非常走紅,有請作報告的,有請參與決策的,在
經濟建設的這個大舞臺上盡顯各自的才華。樊綱作為新銳經濟學家,
在這個大舞臺上他同樣是個出色的演員。
近年來,樊綱在理論經濟方面的主要興趣集中在對宏觀經濟形勢
以及宏觀經濟波動的分析和預測上,所提出的論點、作出的解釋,總
是有異于主流,觀點給人們的感覺往往是視角獨特并能直擊事物的本
質。樊綱經常以經濟學界權威的形象進入人們的視線,常常還能在電
視中看到他就某一宏觀經濟問題接受采訪侃侃而談的形象,有時還操
一口流利純正的英語。
道破宏觀經濟天機
在樊綱看來,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趨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
獲得最大的收益。它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行為與現象,甚至包括形而上
的道德范疇。比如誠實。他認為,社會提倡誠實,不僅僅因為它是一
種美好的品質,還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運行是建立在每一個公民都誠
實的基礎之上,這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將是最低的。
歷屆科博會上有關全球500強與中國頂級企業CEO論壇都是企業界
和媒體聚焦的熱點。今年論壇將主題確定為《未來20年——企業戰略
與發展》,與會者依然秉承論壇高層次、前瞻性的傳統,結合中國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站在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共同探討了今
后20年企業發展的戰略問題。樊綱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國際化戰略問
題上獨樹一幟。他以為,目前對于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走出去”
還不具備成熟的條件,應主要著眼于產品走出去,而不是生產走出去。
樊綱告誡企業家,制定企業發展戰略需要進行認真研究,一定要有充
足的知識準備,投資前要舍得花錢做研究,以免盲目決策,付出更大
的代價。
“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金融體制等方面,通過大力發展
新體制,打破改革的‘瓶頸’,促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協調前進。”20
03年9月29日,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樊綱作了講演。他透露
說,金融體制改革將成為我國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和重點,資
本市場將逐漸探索多層次、多形式的發展方式。他分析說,資本市場
近兩年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缺乏在發展中監管和完善的互動體制,缺
乏多形式、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同時,由于體制改革滯后,迄今,銀
行體系中也難覓地方的、中小型的民營金融機構,這些因素導致了民
營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不暢。事實證明,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以及由此
推動的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經驗。
哈佛大學的思想“煉獄”
1977年,樊綱以優良的成績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從而開始了自
己真正的經濟學生涯。
1985年,樊綱獲得碩士學位并隨即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中
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有一個到美國進修的
名額。樊綱有幸成了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訪問學者,這期間他在哈佛
進行了艱苦而又收益非凡的經濟學的學習和思考。
“在哈佛大學足不出戶,每天到各個系去聽講座、講演,一年下
來你可以領略全世界80%的名流學者的風采,世界上各個角落的重大
問題都在這里以各種方式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行著討論。”樊綱說,
在哈佛期間,他聽了很多課,還旁聽了不少講座。每門課講的都是這
個領域最前沿的東西。這一段高強度、高濃縮的學習過程確實使他收
益匪淺,稱得上是一次思想“煉獄”。
當然,在美國的三年里,樊綱也不全是在教室里讀書聽課。作為
一位來自中國的經濟學者,他很注意觀察美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人在
海外,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國問題。當時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事業正處
在“浪漫時期”,各個方面的改革熱情都很高漲,需要用新的理論、
現代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對中國自己的經濟體制和所面臨的經濟問
題進行系統研究。這時,他萌生出改造世界的沖動。
經濟學界的一匹黑馬
1987年,在美國完成學業返國。他想揭開“中國問題”之結,想
用自己的所學、所“悟”的一些東西“回國去嘗試一番”。
的確,在國外許多問題或許已經在腦子里轉悠多年了,一回國就
像火山爆發一樣,成果勃勃而出,宛若“井噴”。1989年,他的博士
畢業論文《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現已作為中國大
陸第一部對各種經濟理論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受到了廣泛重視;他
的早期論文《灰市場理論》亦于1991年榮獲中國經濟學的最高榮譽—
——孫冶方獎;1992年出版的學術名著《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過
程的經濟學分析》,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對體制變制的性質、改革過程
中的利益沖突、改革方式的選擇等基本問題進行理論分析,為改革階
段的中國社會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海歸”樊綱,無疑成了中國
經濟學界中的一匹“黑馬”。
1989—1990年的兩年中,樊綱基本上是在書齋中度過的。在這兩
年中,他主筆完成了《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這部書。這部書在
中國經濟學近50年的發展史上具有標志性,因為它第一次以一本專著
的形式,系統地把中國人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
闡述出來。在樊綱的心目中,《大綱》的完成,也使他覺得解決了一
個一直縈繞于心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對象或者說
中國改革的初始點是什么的問題,我國的改革是在什么基礎上開始的?
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具體是怎么運行的?
作政策分析時,樊綱發揮了自己理論研究的風格,就是透徹、角
度新、邏輯性強、思想清新、有很強的說服力。在主流經濟學家之中,
樊綱的聲音略顯刺耳。但樊綱提的政策性建議,往往領先于政府政策,
很具前瞻性。現在,樊綱處在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崗位上提出的許
多建議被中央政府接受或采納。
為“中國問題”號脈
國際國內許多人都對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心存疑慮。這不是沒
有道理的,因為中國的經濟中存在著許多問題。樊綱在國內外講學、
開會的時候,也總是遇到這樣那樣的質疑:中國有那么多的問題,為
什么它還能增長?
樊綱直言,中國經濟的確有很多問題,而且中國的問題還特別的
復雜——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像東南亞和拉美等落后國家一樣面臨一
系列的,諸如“三農”、失業、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市場不健全、
腐敗等問題,中國還有轉軌經濟問題——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政府
審批、政府體制、法律結構等問題。中國已經進行了20多年改革,如
果能再用50年解決這些問題,比起美國和歐洲用三四百年時間建立起
一個市場經濟,仍然算得上一個偉大的成就。樊綱反對“中國即將崩
潰論”的說法,強調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是要找到解決“中國問題”
的出路,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樊綱認為,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仔細想一想,我們
之所以喊了那么多年的‘政企分開’而到如今仍然分不開,其原因不
在于政府官員真的就那么想管企業,而首先是在于基本的經濟關系決
定著他們必須管、不管不行。不管,社會上就會有強烈呼聲要求他們
去管、迫使他們去管。這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作為資本財產的所有
者,政府必須監督資產的使用與處置,防止資本不被濫用和浪費,能
提供利潤并能不斷增值……‘政府管企業’的邏輯,并不是什么人強
加給我們這個經濟的,而是存在于這個經濟本身基本的經濟關系和利
益結構之中的。”政府不當資本所有者了,不再管企業了,那政府干
嗎呢?樊綱認為政府如果不當資本所有者,其基本職能說到底就是組
織公共物品的供給。“政府的職能是做好社會仲裁人,做好經濟糾紛
發生后的第三者,凌駕于當事人之上,站在利益沖突之外來調解利益
沖突,它自己就不能是利益當事人。”
1994年下半年,時任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的美國學者萊斯特·布
朗在《世界觀察》上刊發出了他驚世駭俗的文章《誰來養活中國:當
2030年中國糧食問題成為世界問題的時候》。布朗的預測結果傳到我
國后,引起了當時經濟學界及農業界的巨大反響,刮起了一股“布朗
旋風”,報章雜志評論頻出,“大批判”味道甚濃。樊綱就在這樣的
大背景下開始思考我國的農業問題。
從經濟激勵的角度入手,樊綱發現由于農民進行農業投資的回報
率過低,導致農民缺乏向農業增加投入的積極性。提高農民人均收入
基本上有兩個途徑,一是“增大分子”,即提高農業總收入,二是盡
快“減小分母”,即減少分享農業收入的人數。
在一次中南海學者座談會上,樊綱建言:“農民的根本出路在于
不再成為農民。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問題,現在面臨著一次解決的機會。
估計中國今后四五十年內,將會有四億至五億農民要轉移出農業。這
也就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
1998年7月,一場金融風暴席卷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導致這一地
區出現了近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樊綱坦陳,從一定意義上說,
這次危機相當于我們的一次“免費課程”——我們沒有付出很大的代
價,但卻受到了幾乎與我們自己遭遇金融危機一樣的深刻教訓。樊綱
警示,我們要學會吸取別人的經濟危機為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教訓,解
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不能滿足于現象的描述,而要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力求在較深的
理論層次上探索事物的內在規律。”樊綱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政策分析,目前的通病是流于現象描述,因素堆
積,缺乏理論抽象,從而難于接受現象背后的內在規律。“要把經濟
規律從實踐本身中抽象出來,要相信理論的力量,相信非此不能建立
真正的科學。”
文學,是樊綱學術研究外的一大愛好。閑時,他騰出一些思路寫
些經濟雜文或經濟隨筆,這對樊綱這種以寫作抽象、刻板的專業文章
為職業的人來說,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調劑,在寫作中他的思路捋
得更清楚、更抽象、更簡潔。
樊綱觀點精粹
→ 在今年的科博會CEO論壇上,探討了今后20年企業發展的戰
略問題。樊綱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國際化戰略問題上獨樹一幟。他以
為,目前對于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走出去”還不具備成熟的條件,
應主要著眼于產品走出去,而不是生產走出去。樊綱告誡企業家,制
定企業發展戰略需要進行認真研究,一定要有充足的知識準備,投資
前要舍得花錢作研究,以免盲目決策,付出更大的代價。
→ 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樊綱透露說,金融體制改革將
成為我國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和重點,資本市場將逐漸探索多
層次、多形式的發展方式。通過大力發展新體制,打破改革的“瓶頸”
,促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協調前進。
→ 國際國內許多人都對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心存疑慮。樊綱
直言,中國經濟的確有很多問題,而且中國的問題還特別的復雜——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像東南亞和拉美等落后國家一樣面臨一系列的,
諸如“三農”、失業、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市場不健全、腐敗等
問題,中國已經進行了20多年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決這些問題,
比起美國和歐洲用三四百年時間建立起一個市場經濟,仍然算得上一
個偉大的成就。
樊綱反對“中國即將崩潰論”的說法,樊綱認為,中國經濟的根
本出路在于改革。之所以喊了那么多年的‘政企分開’而到如今仍然
分不開,其原因不在于政府官員真的就那么想管企業,而首先是在于
基本的經濟關系決定著他們必須管、不管不行。作為資本財產的所有
者,政府必須監督資產的使用與處置,防止資本不被濫用和浪費,能
提供利潤并能不斷增值……“政府管企業”的邏輯,并不是什么人強
加給我們這個經濟的,而是存在于這個經濟本身基本的經濟關系和利
益結構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