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余秋雨開始用“行者”來稱呼自己，然而近一段時間，他一直匆匆穿梭于各古老文明的腳步卻駐足在了央視的熒屏，一向善辯的余教授成為了年輕歌手們檢驗自身素質的一面鏡子，在20多場直播中，他是30多位評委中說話最多的一個，因而也成了輿論的眾矢之的。
■明晚，持續了三個多月的第十屆央視歌手大賽將落下帷幕，雖然仍對電視文化一往情深，但余秋雨卻坦言自己不會出現在兩年后的下一屆大賽上，然而做出這一決定并非因為媒體的口誅筆伐，一切都是源于其對不同社會角色的好奇。大賽給了人們重新認識余秋雨的機會，你可以不認同他的文化理念，但你卻不能無視他的存在。
“在直播時我的原則是感興趣的多講；搞不清的不講；講錯的第二天檢討；題目有問題的當場提出。題目一出，我甚至比選手還要緊張，我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語言層次來面對觀眾，我的水平還遠遠不夠。如果站在臺上的換成是我，在聚光燈和攝像機的雙重壓力下，我估計連自家電話號碼都想不起來了。真正震撼人的素質有時是在另一種狀態下呈現的，文史知識不夠充分的人，往往能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讓人眼前一亮。
平時我工作以外的業余時間大都在旅行、看書和寫書，我的生活很安靜，可以說是處于一種退休狀態。
■有人說他的點評過于話多，像老太太，也有人說聽他的講解就像在聽一堂生動的人文教育課，其實這種因自身文化優越感的本能的賣弄與學養的自然流露之間只有一步之遙，對于這個度的把握余秋雨不僅以魯迅先生的話來自勉，還適時提醒了年輕人。
“其實面對題目，我本可以簡單作答，因為答案都已在現場進行了公布，但既然我和滕矢初坐在這兒，就有我們的任務，從近乎天文數字的觀眾反饋中，我發現大多數觀眾都希望我們多講。有一天，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休整后，我的狀態沒有調整好，因此就少講了一些，后來，有很多觀眾打來電話問為什么我的發言那么少。
平心而論，我只講了題目的2/3，沒有講全的主要原因是自己迷惑。作為一個教書的人，課堂上講過的自然很難忘記，但也有一些題目突然出現時，轉瞬之間我不能肯定它發生在春秋還是戰國，是13世紀末還是14世紀初，抑或一些地名在不同朝代的不同叫法不太確切。我的原則是感興趣的多講，搞不清的不講，講錯的第二天檢討，題目有問題的當場提出。我想說我賣弄的人大概都是年輕的觀眾，他們并不了解我們這代人。其實有很多講學的機會我都回絕了，我受邀的比例大致是9：1。同時我也希望年輕的觀眾能夠如魯迅所說敢哭、敢笑、敢說，不要躲躲閃閃把自己的想法藏在肚里，不要怕別人說自己賣弄，要提倡敞亮、自由的風格。 ”
■雖然大多數文史常識都沒有超出高中課本范疇，但作為博士生導師，正襟危坐，微笑頷首是他在大賽期間每晚的必修課，對于這一場景，有觀眾稱，面對如此基礎的題目，找一中學老師在此答疑解惑足矣，何必勞余教授大駕，更有人說央視此舉是小題大做，殺雞用牛刀，大炮打蚊子，對此余秋雨謙遜地給予了解釋。
“首先我不是大炮，其次很多學校目前都要求博士生導師給一年級本科生講課，任何專家在面對常識時都不能趾高氣揚，因為常識其實是很難對付的。如果你讓我談戲劇美學，我可能會滔滔不絕，因為這個領域研究的人不多，而且話題相對具體，但這一次卻不同，要想讓全國不同水平的觀眾都能聽懂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每時每刻都全神貫注，題目一出，我甚至比選手還要緊張，因為我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語言層次來面對他們，在我的受眾中既有小學生，也有大學教授。一個人在面對公眾傳媒，而且這個對象比自己大得多的時候，要想表述清楚是很難的，我的水平和能力還遠遠不夠。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如今相聲不逗樂，歌手大賽挺逗樂”的說法開始在網上廣為流傳，大賽尚未結束時，就有好事者將選手綜合素質考核的答案劃分為“天真爛漫型”、“移花接木型”、“信口開河型”等諸多類，同時又將歌手在評委善意地批評后所表現出的臨場狀態概括為“滿腹委屈型”、“強詞奪理型”等等。對此，余秋雨除肯定自己不會因答不出問題而鄙視歌手外，還善意地提醒觀眾不要因此而嘲笑他們。
“如果站在臺上的換成是我，在聚光燈和攝像機的雙重壓力下，我估計連自家電話號碼都想不起來了；其次每個人都有知識的盲點，比如我自己對自然科學就不夠了解；再次，社會各界都被謀生的職業所吸引，急功近利地進行技術性訓練已成為社會的主調，因而歌手們受潮流的影響也養成了重技巧的風氣；最后，越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往往會忽視一般的知識，這也就難怪我們常常會講大學者往往不知時事和現代社會常識的笑話。雖然這些歌手與那些學者不可比，但他們也應算有一技之長的人。因此在他們答不出問題時，我的心中沒有任何鄙視，所有評委都會認為他們只是沒能答對一個偶爾碰上的題目，并不會對他們的整體素質下任何結論。
世界原本就是由許多不平衡的角落組成的，考試則是為了尋求平衡。我希望觀眾不要以發現笑話為樂趣，更不要嚴責他們。我想告訴觀眾的是每一位歌手都是十分可愛的青年，他們承受著很大壓力，我一直擔心這種傳播方式對他們來說不夠公平，因為常識上的缺漏對于人格人品來說不是大問題，更何況深層素質是不易快速展現的，真正震撼人的素質有時是在另一種狀態下呈現的，文史知識不夠充分的人，往往能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讓人眼前一亮。
有一次，我聽到一些臺灣朋友在議論我們農村的婦女如何不講衛生，當時我就對他們說，“諸位，我想告訴你們的是，就是這些在你們看來不講衛生的農村婦女，她們或許收養了很多孤兒，或許養活著傷殘的丈夫，或許節衣縮食供孩子上學，她們的人格是偉大的，邊緣習慣和文字常識并不占一個人素質的主導。
■雖然并不是考題的締造者，但作為常年從事藝術教育的人，對于這種考核方式，余秋雨自然是最有發言權的人，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設想。
“綜合素質考核的實質不是誰考誰，它是一個出題人、答題人、點評人、觀眾四方互動的過程，其中，除觀眾外，其他三方均有可能顯露出缺陷，而互動的結果不僅僅在于這一次的結果如何，更重要的是為全國的院校和教師提出參考，下一次我可能不參加了，但新上任的綜合素質評委或許能依據這一次做出更為合理的調整。
我個人的看法是應將素質的含義拓寬，改變現在大帽子小身子的狀況，所謂大帽子是指綜合素質，而小身子則指的是文史常識。其實想通過電視考核素質很難，我們在招收研究生時，是通過面試時的多問才了解其素質的。剛剛進行完聲樂的測試歌手馬上便進入素質考核是需要一定心理彈性的，此時可以考察一下他的快速理性與感性的敏感能力。比如給選手三句話，告訴他其中有三處邏輯錯誤，請他一一列舉，這個能力很重要，現代社會中，我們在談判時就需要快速找出對方的邏輯錯誤。再比如，我們可以給選手看一幅畫，除說出作者外，還應請美術教育家考考其對色彩組合的敏感能力。考試的時間可以適當延長，每晚參賽的選手可相對減少一些，因為選手需要一個充裕的推斷和表述時間，而現在的30秒遠遠不能滿足這個要求，有時選擇題往往兩個答案都可以，此時就更需要表述了。記得有一次研究生考試面試時，一名同學稱自己不喜歡莎士比亞，我們都很吃驚，一個研究戲劇的人不喜歡莎士比亞是不可想象的，但當他有理有據地講出了四條理由時，我們最終錄取了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表述的過程是一個人素質最直接的流露。”
■作為全國受眾最多的媒體，在央視直播的節目中做即興講評不僅需要令人嘆服的學養，超人的承受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僅僅一個“文化明星”做秀的說法就足以令人喘不過氣來，不過對此，經歷過無數大江大浪的余秋雨做出了淡然的解釋。
“我不是代表，也不做委員，平時我工作以外的業余時間大都在旅行、看書和寫書，一般文化人參加的90%以上的活動我都從不參加，即使是參加的一些活動也都是無任何經濟收入的，比如這次的大獎賽，除了飯費補助以外什么都沒有。我的生活很安靜，可以說是處于一種退休狀態。至于“文化明星”這種說法，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人往往有個有趣的毛病，就是一頭大象砸死在詞匯上，有些人會為“文化商人”等稱號而感到難過，我認為這種概念的挪移很好笑，我都這么大年紀了，不具備任何明星的氣質，我的自我評價是敢于首先與現代傳媒接觸。
既然有這種說法，我想最關鍵的是如何面對兩種解構，一種是默默無聞的耕耘，一種便是有較高知名度，無論對待某種價值取向，大家都應心平氣和，不能以一種標準要求另一種，因工作崗位不同對工作追求的性質也不同，然而這其中有的人是兩方面兼顧的。其實很多人不了解，我也曾在美國的一些學術雜志上發表過諸如“中國原始宗教形態和戲劇形態考察報告”一類的文章，此時的我是默默無聞的我，而現在，大家之所以知道我，是因為我的讀者眾多，即使是這樣，上海電視臺的節目我也一次沒上過。我覺得在這種歷史轉型時期，應該有一些文化人肩負起與民眾溝通的職責，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做到了這一點，我們近代史中的很多文化思考民眾不知道的狀況也就不會發生了。
此次受邀央視并非一拍即合，此前我拒絕過他們很多次，但最終被他們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動，懷著對新藝術人才的關愛我走進了演播廳，開始時我沒意識到會有這么大影響，以為誰也不知道來一下就行了，后來才知道每晚有那么多人守候在電視機旁。記得我第一次開口說的竟是“哎呀，這么簡單的題是誰出的？”后來大家提醒我你不能這樣講話，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看著你嗎？這一次的經歷給了我很多值得回味的東西，不過我以后不會再來了，就像做上戲的院長，嘗試過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