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以農村題材走紅的電影導演，張藝謀近幾年在藝術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本周五，他執導的《幸福時光》將在美國公映，這是張藝謀繼《有話好好說》之后的第二部城市題材影片。影片講述了發生在“幸福旅館”里的一段故事，甜蜜中蘊涵淡淡苦澀。
前不久，張藝謀親自到紐約為《幸福時光》做宣傳，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在國內甚少接受媒體采訪的張藝謀在當地破例接受專訪，談論了《幸福時光》、最新武俠作品《英雄》以及中國電影業的現狀。這篇訪談用英文寫成，被美國各大娛樂網站爭相轉載。“平民三部曲”
記者：你能談談自己的影片風格嗎？
張藝謀：就我本意來說，我愿意嘗試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影片，這是種很好的鍛煉。比方說，《幸福時光》是部現實主義作品，可以稱之為“悲喜劇”，而下一部《英雄》就是部功夫片。1998年到2000年這3年里，我拍了三部影片：《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還有《幸福時光》，我私底下愿意把這三部影片合稱為“平民三部曲”，因為它們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老百姓、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雖然題材各有不同——《一個都不能少》像部紀錄片，《我的父親母親》有點像散文詩，而《幸福時光》是個喜劇。總的來說，我對這三部影片都比較滿意，但我知道，它們絕不會是我的終點，所以我開始導武俠片，可能我會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這上面。
記者：你是怎樣的一位導演？能評價一下自己嗎？
張藝謀：我4歲時就能看懂電影了，小時候我看了很多不同種類、不同國家的電影。一直到今天，看電影都可以說是我唯一的、始終不曾改變的生活習慣。有些人生來就是干電影的，我從我看到的電影中領悟到這些人的存在，于是就跟在他們后面，照著學，照著做。我想成為一名優秀的電影人，我前面有很多優秀的榜樣在教我。《幸福時光》的故事
記者：《幸福時光》拍攝得順利嗎？
張藝謀：《幸福時光》原先是中方投資拍攝的，但后來美國方面出了錢。之前我們和美國方面就有協議，也談了很長時間，但是我一直對《幸福時光》的劇本不滿意，不停地改，改了很久，協議也差點就泡湯了，但最后還是合作成功了。
記者：當初你是怎么選中這個題材的？
張藝謀：最初是原著的故事打動了我，一個退休的老工人和一輛報廢的公共汽車，這種關系很奇妙。后來老人決定開一家汽車旅館來賺錢，這個想法聽起來也很奇妙，但實際上，正是這一點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現狀，那就是，每個人都在忙著賺錢，不停地想辦法賺更多的錢。后來，影片里出現了那個胖胖的繼母和那個小姑娘后，故事的性質就開始發生轉變了，從賺錢的故事變成了人際關系的故事，變成了內心情感的故事。而這種轉變反映的是我的一種思考。我總在想，今天的中國發展得這么快、什么都要講效率、講節奏，很多東西都跟從前不一樣了，但無論怎么變，維系人和人之間的真情是不能變的。我希望這種真情永遠也不要丟失。
記者：你有沒有想過在美國拍部電影？
張藝謀：沒有，從來沒想過。我不會說英語，對美國這個社會也完全不了解，我不去美國，因為我很清楚，在美國我根本拍不出好作品。《英雄》與《臥虎藏龍》
記者：你怎么比較《英雄》和《臥虎藏龍》？
張藝謀：李安是我的朋友，《臥虎藏龍》拍得很漂亮，我很喜歡，我覺得它的成功是個奇跡。《英雄》和《臥虎藏龍》是不一樣的，不能拿來作對比，我根本就不奢望《英雄》能取得《臥虎藏龍》那樣的成績。但是也并不是說完全沒可能，起碼我自己就認為，《英雄》會獲得成功。《英雄》是個大制作，財政預算超過了我之前的任何一部影片，達到了3000萬美元，我當然希望中國觀眾喜歡它，更希望獲得全球觀眾的認可。
記者：你對中國電影業的現狀怎么看？
張藝謀：中國電影業現在處境非常艱難，觀眾大量流失，產量大幅下降，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中國的電影人也經常會在一起討論電影業的現狀，討論怎么去解決這些問題，我本人也在盡力而為。可以告訴你們的是，我們會盡力拍好每一部影片，不論它是大制作還是小成本，這是中國電影人的職責所在。
記者：你以怎樣的視角看待你的電影？
張藝謀：我和我的同行們經常會揣摩：觀眾會怎么想？觀眾會怎么看？要知道，這種揣摩全部都是基于“我是中國人”這一點的，我用中國人的方式想問題，也用中國人的方式拍出這些想法，我的整個思維體系就是中國式的，目的只有一個：要讓中國人看得懂我拍的東西。我有兩個訣竅：一、深入到人和人之間細微的感情世界里去；二、保持我自己的個性，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特”。
記者：好像你的影片總喜歡選用女性做主人公？
張藝謀：電影人關注的是人類社會，我也不例外。我從來沒有哪部影片是只講男人不講女人，或者只講女人不講男人的，男女之間真摯、復雜的感情一直都是我關注的焦點。就拿《幸福時光》來說吧，雖然這部影片里沒有男女之情，但是有另外一種真誠、細致的父女情在里面。而下一部影片《英雄》雖然以功夫為主，但也講述了一個非常浪漫的愛情故事。電影與時代
記者：你覺得電影如何反映時代？
張藝謀：影片是由細節組成的，無數細節合在一起就能反映時代精神。你看一部20年前的老電影，很自然地，影片中的場景、人物還有語言就會把你帶回到20年前去。當時那個時代的東西不可能不在影片里留下痕跡，這些痕跡就告訴你人物處在什么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還有社會地位，也告訴你他們在想些什么。電影就是這么神奇。《幸福時光》里，那些人最關心的是怎么賺錢，但是如果是20年前這就說不過去了，因為當時老百姓最關心的不是這個。
記者：你怎么看待中國電影業的審查制度？
張藝謀：審查制度是電影業的一個部分，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這么多年來它的變化不大，估計今后也不會有大變化。把影片拿去“送審”是指劇組在拍一部影片之前，要從相關的政府部門那里拿到批文，批準了才能開拍，而等電影拍完后，還要把樣片送給他們看一遍，通過了審查才能公映。通常是先獲得你所在省的電影公司的批準，層層上報，最后由國家電影總局拍板。
張藝謀語錄
●《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還有《幸福時光》，我私底下愿意把它們合稱為“平民三部曲”，因為它們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老百姓、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
●我4歲時就能看懂電影了，小時候我看了很多不同種類、不同國家的電影。一直到今天，看電影都可以說是我唯一的、始終不曾改變的生活習慣。
●我不會說英語，對美國這個社會也完全不了解，我不去美國，因為我很清楚，在美國我根本拍不出好作品。
●我的整個思維體系就是中國式的，目的只有一個：要讓中國人看得懂我拍的東西。我有兩個訣竅：一、深入到人和人之間細微的感情世界里去；二、保持我自己的個性，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特”。圖片說明：躊躇滿志的張藝謀說，我的電影是拍給中國老百姓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