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除夕之夜，當中國人團聚在一起歡度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時，發現中央電視臺給電視觀眾準備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新年聯歡晚會，陪伴著人們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春節。雖然電視在當時還不算普及，但這臺聯歡晚會在娛樂活動單調、電視節目匱乏的年代，還是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第二年的同一時間，央視又準備了一臺春節晚會，比起上一年，1984年的節目更加豐富，更加吸引人，陳佩斯與朱時茂的小品《吃面條》、馬季的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都成了經典之作。很多觀眾在看完這臺節目后連喊“不過癮”，于是都期盼著下一年除夕更精彩的聯歡晚會。就這樣，春節聯歡晚會一年一度地辦了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全體中國人除夕之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多年，春節晚會像一個不停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它從一個茶座式的晚會變成央視下半年最重要的任務；從一個簡單的娛樂活動演變成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它的游戲規則隨著春節晚會被越來越重視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在悄悄地改變；它的歡樂、祥和、團圓的背后承載起越來越多團聚人氣、狂歡上進的使命；它當初自然、簡樸但卻真正能給人帶來歡笑的節目被今天豪華、盛大的場面營造下的歡樂氣氛所取代。20多年的春節晚會應該說跟隨著我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一起，在越來越走向商業化。一臺晚會在市場經濟的時代，承載了太多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
電視節目制作、播出手段的改進，主創人員、演職人員陣容與預算的增加，滿足全國觀眾越來越高的要求。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在賦予更多使命的同時，也“開發”出更多新的功能。一位在電視界工作多年的策劃人一語道破天機:“要想做得更有影響力，就得把蛋糕做大。”雖然這個蛋糕的味道變得越來越不好。
春節晚會名利場？
20歲的春節晚會一地雞毛？
按照傳統的算法，2003年是春節晚會的20歲生日，20歲是人最美的年齡，但在央視索福瑞的一項電視節目研究報告中所說:20年，正進入一個電視節目的衰退期。而已經有社會評論家評論，20歲的春節晚會一地雞毛。
一個變得敏感的晚會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只有曾擔任過三屆春節晚會總導演，因為身體有病已經在家里休息一年多的鄧在軍導演痛快地接受了采訪，其他采訪對象態度驚人地一致。今年的總導演金越說:“我能不回答嗎？大家都是好朋友，和誰都不說，這樣就擺平了，就踏實了。”不管什么時候給宋丹丹打電話，她都說一直在開車，馬上就見到警察了，所以不方便接電話。蔡明總是在演出，不是在后臺就是在路上。而陳佩斯的手機關了好幾天不開……還有人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敏感問題，先把記者的采訪機關掉，然后千叮嚀萬囑咐地說:“這段你可千萬別寫出來啊……”多次擔任晚會策劃的閻肅一直在說:“你們去關注點別的不好嗎？就是你們這些記者又是揭秘，又是炒花絮，如果大家都不關注，說不定春節晚會就辦好了。”難道春節晚會真的是媒體給關注出毛病了？之前曾有媒體報道，導演金越要求劇組工作人員對外界，尤其是對媒體記者一律封嘴，違規者開除。這種現象是20年來從未出現過的，每年春節晚會的節目內容都會向外界保密，但還不到今年這樣草木皆兵的地步。同時，演員們談起春節晚會都諱莫如深，這事是否和趙安出事、陳佩斯炮轟春節晚會事件有關？
當了十幾年靶子的春節晚會都挺過來了，在今年卻突然變得敏感了。往年的這個時候，春節晚會的不完全節目單已經差不多大白于天下，但現在只有廣播電視報之類的專業媒體報告一下:一切順利，導演聲稱不會讓觀眾失望，諸如此類的利好消息。但隨著陳佩斯在去年年底與網友見面時的一聲開炮，各路明星紛紛表示與春節晚會“劃清界限”。毛阿敏、那英、騰格爾說，春節晚會上不能唱自己的歌，已無須靠它提升名氣了；閻維文、孫楠和敏感人物郁鈞劍以沒有時間為由和春節晚會說拜拜；于文華更意有所指地表示：晚會導演已經向她發出邀請，但她寧愿“獻出自己的歌曲讓別人唱”。導演甲丁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認為這是酸葡萄心理，我所了解的情況，有些演員來不來無所謂，人家沒找他，他就會這樣說。”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確實因為趙安有了問題，這些演員才敢對媒體表明立場。趙安有種霸氣，他在的時候，這幫演員不敢說這種話，心里就是這么想也不敢說。你可以不借助春節晚會這個平臺，但還有其他平臺，趙安在，文藝部還有一盤棋的構架，只要演員想通過中央臺這個媒體，就得面對趙安。趙安不在，這盤棋就有點散，造成了沒有一個絕對的權威的現象，所以個別演員顯得“有恃無恐”。
晚會的影響力下降了嗎？
有一個中央電視臺一直不肯正視的問題就是：春節晚會的影響力確實在逐年下降，這也是導致演員們對它逐漸失去興趣的重要原因。蘇越曾經在去年春節晚會擔任音樂總監，談到演員失去對春節晚會的興趣這一現象時說:“這不是非上春節晚會不可的年代了。而且目前電視臺在選演員和作品時比較嚴，有些演員認為，即便上了春節晚會對自己也沒太大幫助。”春節晚會曾經造就了許多無名藝人的大紅大紫:張明敏、費翔、彭麗媛、董文華、宋丹丹、宋祖英、孫悅、那英、趙本山、黃宏、郭達、蔡明、潘長江、鞏漢林……也在中國歌壇形成了一個獨特現象:一群晚會歌手不用出專輯，一首歌唱十年，專門依靠每年春節晚會露一小臉后，這一年吃穿不愁。
談到春節晚會的失落，蘇越認為:“這么多年，大家雖然對春節晚會已經沒有什么太強烈的興趣了，但又是一道不能不吃的年夜飯。每年12月到2月，節日過多造成了人們浮著的心下不來，大家都比較煩躁。就春節晚會來說，小學生喜歡的初中生不喜歡，初中生喜歡的高中生不喜歡，高中生喜歡的大學生不喜歡，工人喜歡的農民不喜歡，想找到一個統一，就只能回到最平民的原點，還是小品。人們的要求過高了，不是當年看什么都新鮮的年代了。還有就是演員的熟面孔時間太長了，新人上不來，勉強擠進來幾個，又不能重磅打造。當年王虹唱《血染的風采》，就是給了她一個極為特殊的環境，但是現在歌手很少有這種機會。”晚會導演甲丁的看法是:“春節晚會一開始的定位是讓大家在欣賞一臺節目的同時，得到一種娛樂。而現在是在娛樂當中去欣賞節目，定位完全顛倒。”可實際上，春節晚會的娛樂效果展現越來越困難，它因負荷太大而顯得力不從心，看春節晚會成了一件很累的事情。
其實，從最近這些年看，電視觀眾在分流，娛樂方式越來越多，已不是當年除了春節晚會別無選擇的年代了。但春節晚會的收視率統計卻還在奇特地上升。近幾年中央電視臺都會公布由央視索福瑞公司發布的收視率調查，以某年為例，當晚中央臺公布的收視率最高達97%，而同時上海廣電信息咨詢公司得出的數字是36%，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央視把每個看過晚會的人，哪怕他只看了一分鐘，也算做完全收看。而上海的統計是按收視時間計算的，如果看了其中一小時，就只能算看了25%。鄧在軍導演就承認她不是每年都看春節晚會，閻肅更是認為央視的收視調查并不準確。甲丁也認為，收視率的調查結果讓搞電視的人很困惑，現在電視節目拼命往時尚化靠，可真正喜歡看電視的人平均年齡在40歲以上。有另一項數字表明，1989～1999年春節晚會的收視率一直在50%上下浮動，近幾年呈下降趨勢。
春節晚會在走低是不爭的事實，以至于鄧在軍在回憶起她執導的三屆晚會時，總是很有感情，她在敘述中也暗示了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事實上的春節晚會是從1979年就開始的，那是我和《西游記》的導演楊潔一起搞的，也是直播，只不過那時有電視的人太少了。臺里是從1983年開始重視的，所以后來就按1983年開始算，我也覺得不好意思，楊潔也覺得委屈，我也替她爭取了好幾次。1983年是我和黃一鶴共同任總導演，非常成功，但他對外說是他弄的。從這時起導演們都開始搶了，演員也爭著上晚會。1985年搞糟了，臺里檢討了一年，讓我再出來，我覺得不合適，所以直到1987年，就是有費翔那屆又參與了一次。”鄧在軍想起1979年時，新鳳霞是被兒子背到現場演出的，還不勝感慨。
能不能走出失落
鄧在軍和閻肅都認為春節晚會的凋零是因為現在人們的文藝生活太豐富，每天都有晚會，質量也不比春節晚會差。鄧在軍說:“那時請一個港臺演員多難啊，要報上面批，現在港臺演員天天來。”閻肅說:“春節晚會和中國足球一樣，是大家的靶子。有一次我接到一個罵晚會的電話，說了半天，我問他，你看了沒有，他說沒看，很不講理嘛。其實每屆導演都盡力了，都想出新，想了千條路，最后還得賣豆腐。”
閻肅覺得另一個原因在于晚會和觀眾的互動越來越少。他舉例說，當年劉曉慶和姜昆表演的《劉海砍樵》是觀眾起哄才演的，扁擔也是現找的，觀眾覺得很有意思。鄧在軍也說，那時節目基本由導演定，她定的節目很少斃，不會像現在這樣反復修改。她覺得現在的制約比較多，影響面也大，所以領導會很不踏實。每年晚會導演都想在形式上出新，節目質量并沒有新鮮的。閻肅曾經嘗試用四川話演小品，最終也失敗了。
鄧在軍說，從前李谷一一個人唱六首歌，現在六個人唱一首歌，獨唱改成合唱，怎么能讓觀眾記住？假如為彭麗媛寫的歌，偏偏給董文華唱，怎么會有個人風格？她說自己從最后一次執導后就再也不想搞春節晚會了。
其實，如果分析從春節晚會的策劃、實施到最后確定節目內容的過程，就能看出這種軌跡。
在春節晚會的班子搭起來之后，第一步就是確定晚會的理念，比如2000年的理念就是進入新世紀，在這個前提下，從全國范圍內廣泛征集一年來的好作品，作品收集上來之后，主創人員便開始構架。其實每年春節晚會確確實實有些好想法，但是創意的流失非常嚴重，比如每年一開始都會有50個不同，但這50個不同隨著時間推移而就會一點點流失。因為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趣味和標準，以這種不同的趣味、標準篩選，最后體現在舞臺上也就沒什么了。為什么是這樣？首先是主管部門要保證不出問題，萬無一失，結果往往是帶懸念的、冒險性的、能營造出現場亮點的創意無法實施。春節晚會不允許有任何冒險，大家都把這事看得太重，由于創意上的冒險而出現哪怕一點點失誤，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而作為一個全國人民都收看，大家都會評頭論足的節目，也得大家都通得過，中國人的寬容度就不允許你有冒險。結果造成很多有意思的、帶有嘗試性的、非常有沖擊力的效果不敢使用。
由于春節晚會曾因黃一鶴想打破格局拉到體育館而導致失敗，造成他們不敢嘗試任何新的形式和結構。其實如果第二年再在體育館挺著做一次，就會搞成像美國等國家真正的節慶嘉年華會。但是沒挺住，第一年失敗，第二年馬上就拉回演播室。在演播室，大家怎么看都不會過癮——一個東西你還沒看呢，就知道結果了。僅僅靠一些節目來營造一些小小的亮點，是沒有吸引力的。只有在大樣式上的突破，才會達到賞心悅目的效果。但是任何一個導演、任何一屆領導都不希望自己在職期間把它變成失敗的東西。它可以不成功，但不能失敗。如果總是抱著這種心態來操作春節晚會，它能好看么？
另外，電視節目策劃人任衛新則認為:“春節晚會是一個圈子，這么多年，不管春節晚會怎么想出新，轉來轉去,從策劃、撰稿到審查還是在這個圈子里面，招標落實之后還是這些人，從策劃開始就形成了這么一個人為的圈子，它不可能推陳出新。演員平時表演也就是這個水平了，他不會在除夕這一天超水平發揮。”-
春節晚會成長中的困境
春節聯歡晚會不可能擺脫商業化的影響力。去年和前年春節晚會的廣告額已經突破一個億，就從這一點來說，就是全國電視觀眾對春節晚會都不滿意，它也會繼續辦下去。
如果說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在除夕之夜的四個半小時廣告營業額比一家大型企業的年利潤還要高的話，你可能不會相信。但事實就是這樣，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春節聯歡晚會不可能擺脫商業化的影響力。去年和前年春節晚會的廣告額已經突破一個億，就從這一點來說，就是全國電視觀眾對春節晚會都不滿意，它也會繼續辦下去。
春節晚會的收入與成本
有人從廣告收益的角度，稱春節晚會像一個暴發戶，它當初的形象就像當年馬季賣宇宙牌香煙時的打扮一樣。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作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個時段播出的節目，有刻薄的批評家稱，春節晚會最終打造成了一個富貴、豪華、鑲金鍍銀的暴發戶。隨之而來的，就是它從一個每年都要給全國電視觀眾營造一次歡樂祥和的節目演變成一個受萬眾矚目的名利場。
鄧在軍沒有透露80年代春節晚會的投入與產出，但從一些公開報道中可以以小見大。2003年的春節晚會委托南京市用全手工、有1500年歷史、正在申報人類文化遺產的云錦為主持人和部分演員制作了50套服裝。這些服裝每個工人每天只能完成5厘米進度，因此它是無價的，只人工成本費就高達500萬元，這500萬在晚會過后不知下落如何，是留給中央臺？還是由演員們帶回家收藏？可以肯定的是，下次晚會就用不上了。
趙安曾就某一年的晚會公布了一組數字:那一屆晚會用了演員700多人，其中表演團體12個，從吉林到廣東，都是從外地趕來。現場觀眾1800多人(演員的投入是有來有往的，觀眾大多是帶來效益的)。晚會上演員的服裝50%是新做的，30%是租賃的，20%是庫存的。對2000個家庭進行了電話訪問(這可以由電信部門贊助)，動用了400多位工作人員，從12月份到春節前每天工作到凌晨兩點左右。早期的演員如朱明瑛等人是騎自行車參加春節晚會，現在的演員報酬在1000元～6000元之間，并住在星級酒店。
最大的一塊收入當然是廣告，以近兩年為例，馬年的晚會開始前的75秒鐘，平均每秒開價20萬元，晚會前后約有12分鐘的廣告時間，總價值一億多元。廣告商得到“買一送三”的套裝，即廣告同時在央視歌舞、戲曲、國際頻道晚會中同時播出。
到了2003年，獨家承辦春節晚會的一家廣告公司透露，總廣告時間增加了40秒(這40秒價值1200萬元)，每秒漲到了30萬元，漲幅達50%。黃金時段零點10秒報時和除夕20點整的10秒報時是僅有底價的競拍，零點報時的底價是588萬元，最后被某企業以688萬元競得；20點報時賣了468萬元。這12分鐘的收入將達2.3億多元。
春節晚會的商業利益遠不止這些。每年的熱線電話，春節晚會都會與中國電信合作，其中一年春節晚會接到的168聲訊電話是308萬個，即使以最低價每分鐘1元，每個觀眾只打一分鐘計算，這一項收入也有300多萬元，當然絕不僅僅止于此。
春節晚會的念電報早讓觀眾厭煩，每年都會強烈抗議，但卻總是年年晚會年年念。閻肅解釋說，有些是海外的、遠航的，就盼著這一天。有一次一個大使館的賀年卡說好了會念，后來卻忘了，大使館的全體人都愣在那兒了。他笑笑說，還有一些，是人家掏了錢贊助春節晚會，就想上個名字，你能不讓人家上嗎？周濤、朱軍的“金嘴”念一個企業的名字不知會為央視帶來多少利潤。可知的是，2002年的晚會上，上一年廣告投放額超過150萬元的企業，可以得到一張入場券。而在2003年，這個價格漲到了200萬元，春節晚會的椅子大約可以進入吉尼斯紀錄了。
歌手與晚會共同走入商業化
因為有了這么一個金子般的平臺，所以各類演員走上來的時候，也免不了被名利一下。
還記得那個費翔么，一個當時在美國百老匯不入流的演員，因為在春節晚會上點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讓他一直火到現在。鄧在軍回憶起當年捧紅費翔的經過時說:“東方歌舞團的王昆拿來他的磁帶和海報，我一聽不錯，連夜就寫報告。”其實當時費翔所唱的歌一首是臺灣歌手高凌風的，一首是文章的。但就是當時唱別人口水歌的他，因為春節晚會，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創造了中國歌壇的紀錄:專輯《跨越四海的歌聲》銷售了2000萬盒，在內地開了63場個人演唱會。現在的歌手的專輯賣到10萬已經是巨大成功，這個紀錄至今無人能破。費翔的出場費達到1萬美元，直到今年年初，他還來到北京開演唱會。
香港歌手張明敏，一首《我的中國心》紅遍大江南北，隨后他的專輯也賣出近千萬盒，而后來人們才發現，他在香港不過是一個名氣并不響亮的歌手，只不過是當時有人去南方出差，在一輛汽車上聽司機放他的歌才知道他的。
現在人們比較熟悉的歌手樸樹，雖然他只在春節晚會占據了僅僅一分多鐘時間，沒有完完全全把樸樹的性格和他的音樂非常好地展示出來，但晚會后樸樹的唱片訂單一下多了很多，穴單也多了不少，這比他跑遍全國拿幾十個獎還管用。春節晚會對個人和公司來說的確很重要，這就是春節晚會的宣傳效應。
春節晚會的確是一個可以讓人一夜成名的好地方，正因為春節晚會有如此巨大的轟動效應，才使很多演員越來越重視這個平臺。
春節晚會出現的演員很多，但是獲利最明顯的主要集中在歌手上。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藝團體的改革讓很多歌手不再依賴單位的鐵飯碗吃飯，他們必須靠走穴來為自己賺取更多收入。而進入90年代，隨著唱片業的興起，歌手進入商業運作成了大勢所趨，這時市場推廣、提升人氣就顯得格外重要。而與此同時，春節晚會的盤子也越來越大，歌手與春節晚會同時進入商業化時代，二者同步前進。所以，從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歌手便把春節晚會當成揚名立萬的最佳場所。
關于“條子演員”
其實第一個意識到春節晚會名利效應的是一個來自東北的女歌手，當時，她默默無聞，所以無論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機會走上春節晚會舞臺。但是她通過一個極特殊方式把一張條子遞給了當年的晚會導演，因此她不僅順利參加了春節晚會，而且還獨唱了一首歌。這件事發生在1988年。如今，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這種方式卻被后來人發揚光大，因春節晚會而衍生出一個新名詞:“條子演員”。“條子演員”的出現往往是讓導演和主創人員頭疼的事情。“條子演員”以民歌手居多，戲曲演員其次，之后是流行歌手，而美聲歌手幾乎沒有。記者在一家錄音棚里采訪時發現，這家錄音棚近來生意紅火，錄音師告訴記者，最近來錄音的大都是民歌手，錄音目的是往春節晚會送歌。這些歌手大都沒什么名氣，有的甚至只具備卡拉OK水準，但他們不惜花上幾萬塊錢的制作費錄上一首歌。
“條子演員”的出現與壯大的背后有錯綜復雜的關系。最初，出現個把“條子演員”安排起來還比較方便，但是后來越來越多，他們各顯其能，往春節晚會里鉆。以前，即便是“條子演員”，雖然托了關系，但還是用作品說話。現在就不是這樣了，他們也知道作品是春節晚會強加的，與其說強加給別人，還不如強加給自己。于是，大量的年輕演員根本不顧及作品，甚至一年來根本就沒在中央電視臺露過面，但春節晚會一定要上，只要安排一個露面的機會就行。這構成一個極不正常的現象。
春節晚會應該是囊括一年的文藝精品，聚集一年來人氣最旺的人，來共同完成這臺節目。但由于有這么多的人關注春節晚會，很多人用各種各樣的條子來“支持”春節晚會，最多時候會有上百個“條子演員”。于是只好從這條子的分量上分出輕重和三六九等，按以前概率，每年的“條子演員”被攔在外面的大約占2/3，能上晚會的“條子演員”占整個演員的1/4。遞來的條子，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哪個必須辦，哪個可以緩辦，這些人的位置也非常重要，比如在舞臺上靠前還是靠后，在零點以前還是零點以后，這都成了學問。一般春節晚會的準備期是在4個月左右，前兩個月是策劃和準備期，進入第3個月以后，基本上導演、主創人員就開始圍著條子轉了，琢磨怎么把這些“條子演員”安排好，擺好這些演員也是衡量導演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那么，這些條子是從哪里來的？
春節晚會不僅是央視在除夕夜獻給觀眾的一道電視大餐，同時也是央視大的攻關項目，是央視的一個經濟增長點。以前人們總以為春節晚會是不干不行，是老百姓的一個需求，實際上它是兩個需求，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央視自己的需求。
春節晚會前的若干次排練，每次都要招待很多人，包括與央視有關的職能部門，供電、供水、規劃、交管……另外，它還要組織各種演出隊，做熱場演出，特別是語言類節目，要軋場子，試它的包袱，所以到各個部委去慰問演出，一方面是為了檢驗作品收看的反響，另外就是公關。
很多演員摸清了這個規律，所以借助春節晚會答謝職能部門這一層關系來把條子遞過去，每年條子來自于各方面，有些就是跟央視工作、運作過程中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領導遞的條子。
接下來就是如何安排這些“條子演員”，也就是在晚會具體實施階段，演員開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干擾。所以，基本上劇組在電視節目構架之前，先早早地設計出幾個“筐”，把這些特殊演員裝進去，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安排聯唱和合唱，這就出現“以前李谷一一個人唱6首歌，現在6個人唱一首歌”的現象。
其實觀眾不喜歡一堆人唱一首歌，導演和主創班子也不喜歡。有些歌曲必須一個人唱，才能夠易于流傳。極個人化的歌曲非要一堆人去表現，個性就不明確了。但是四個半小時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以近三年的晚會為例。2000年的合唱多達12個，一些明顯是“因人設節目”。幾個女歌手居然唱了一首老掉牙的少兒歌曲《找朋友》，而這一年并不是什么“國際兒童年”。2001年的合唱飆升到21個，幾個莫名其妙的組合，如“青春美少女”、“動感男孩”、“夢幻想”，觀眾永遠不知道他們唱過些什么。一首《西部放歌》，節目單上就寫有13個人的名字，這還只是“主唱”，不包括“伴唱”，這一舞臺花團錦簇的代價是什么呢？惹上經濟問題的導演趙安在有一年春節晚會后曾經給出這樣一個數字:一共有歌曲45首，其中21首是唱完的，其中有4個歌舞組合，每個組合中至少有5個左右的聯唱，演員一共有700多人。
甲丁認為:“對演員來說，春節晚會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你要不是腕兒，再沒有一首好的作品，上春節晚會一點作用都沒有，只是讓朋友和家人高興一下，對其他觀眾來說沒有任何感覺。可是對于那些已經成腕的人，在春節晚會上露了臉，占據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充當一個比較好的角色的話，可能來年走穴的穴單會比不參加晚會多一些。而這一天，‘品牌’太多，對一些不知名的演員，沒有好作品，第二天人們還是會忘記的。”畢竟春節晚會的廣告效應是巨大的，如果以1.2億元的廣告額來劃分這四個半小時含金量的話，平均每秒鐘是700多元，如果一個獨唱演員占據三分半鐘的時間，他自己在這個時刻至少值15萬元，廣告效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演員為這三分半鐘花點錢也是值得的。
好作品為什么如此之難
春節晚會的誘惑力太大了，任衛新說:“春節晚會是名利場，也是打造明星的最佳時段。可能在這一夜之間就身價倍增，但它帶來的目的不是藝術的推動，而是演出價碼的提升。這是個不良現象，但又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二流的、三流的或是沒名的演員就拼命地想盡一切辦法往里鉆。”甲丁也認為:“因為晚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它影響著一個年輕演員的成功，影響著一個成功演員未來一年的收成，所以近年來對春節晚會越來越看重。”
僅僅能在晚會上露上一面還是不夠的，上晚會的目的決不是為了過把癮就死，而是希望通過它的效應能給自己來年帶來好的經濟效益，所以，就必須讓觀眾記住自己，而記住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首好作品。但是，想在春節晚會上拿出一首好作品實在是太難了。
僅以歌曲為例，每年春節晚會會收到來自各個方面的作品幾千首，今年收到的歌曲已經多達4000首。就中國目前歌壇(包括各種風格)每年創作的歌曲，一年下來加一起也沒有一次提供給春節晚會的多。照理說應該能出來幾首好歌，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一首能讓人記得住的歌曲，這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質量不高，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層層把關往往帶來層層修改，有些作品往往翻來覆去的修改30多遍，包括相聲和小品，改來改去，原來的味道沒有了。
相聲是人們喜愛的藝術形式，以前，春節晚會上還能推出像《虎口余生》、《宇宙牌香煙》這樣膾炙人口的段子，但近年來基本上推不出相聲了，主要原因就是相聲的社會負面影響問題無法解決。還有觀眾的包容度很差，聽到不順耳的話，便忍不住用各種方式向上面反映，造成春節晚會主創班子都不愿意惹麻煩，從而回避一些容易引起爭議的作品。比如去年姜昆準備表演一個諷刺兩面派的段子，講的是一個村長面對央視愛心奉獻團和焦點訪談采訪組時的不同嘴臉，這是近年來難得的相聲佳作，最終還是沒能修改成功。連村長都不能諷刺了，相聲還能諷刺什么呢？
春節晚會因其承擔的社會責任而提出“三個安全”:政治安全、播出安全和人員安全。由此對春節晚會把關，導演以上說話算數的有17個人，而這17個人每次都要說話。對待一部文藝作品的感受，17個人有17種感受。以前春節晚會算不上大事，沒那么多人插手。現在晚會的重要性越來越提高，除這17個人，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影響，比如趙本山表演《賣拐》，結果殘疾人協會提出了意見。去年《賣車》，說今年要賣《擔架》，打死他也不敢了。春節晚會，橫豎都要應付，一個晚會，要想大家都滿意，結果往往大家不滿意。
關于權益問題的爭執
正因為春節晚會推出一首好作品很難，所以一旦有好作品出現，就顯得尤為珍貴，誰都想借助這個作品一炮而紅。于是，一些因作品引發的爭執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上春節晚會要舍得投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錢未必就能如愿也是正常的。在年末的一則關于于文華經紀人講述的陳年往事揭開了幕布一角。據報道稱:于文華自己花了幾萬元準備的歌曲被硬性安排給郁鈞劍合唱，而當時于文華敢怒而不敢言。隨著趙安的離去，這件事被重新晾在陽光下。于文華的經紀人李年說:“這不是針對中央電視臺或者是春節聯歡晚會，而是有記者找到他，說到這件事了，才提起《想起老媽媽》這事的。好幾次想想覺得算了，誰知道郁鈞劍對外說《想起老媽媽》是他的歌曲，并列為代表作。這首歌詞曲花了兩萬五，做音樂部分花了兩萬五，拍音樂錄像花了30多萬。”當年《想起老媽媽》是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的重中之重，排在9點鐘的黃金時間，晚會還特別為這首歌弄了一個親情板塊。李年認為:“從藝術上來說，郁鈞劍不適合唱這首歌，如果安排男歌手的話，滿文軍是比較合適的人選。其實應該安排兩個女歌手唱，因為后一個節目是三個男演員，從節目安排上來說男女合唱也不合適。”
更有“能力”的歌手侵占名氣小一些歌手的歌也許不是春節晚會上的新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常回家看看》，這首歌本來已經被一名男歌手買下版權，并希望通過春節晚會一炮走紅，歌是走紅了，但紅的是陳紅等歌手，并借此歌整整紅了好幾年。那個投入了幾十萬資金，連響聲都沒聽著的歌手從此銷聲匿跡。
由此看來，春節晚會是一臺極端特殊的晚會，它不顧忌的東西很多，比如你的作品不錯，你想上，那也不能便宜你，再給你安排三個人。你就得絕對服從，不服從你就下去。有時候你為了抓住這個機會，就得委曲求全，所以以前春節晚會不太尊重著作權擁有者的權利。
自從陳佩斯、朱時茂與春節晚會打官司后，春節晚會讓演員們簽了一份協議，這份協議被稱為“賣身契”，它的最重要內容在于:演員同意中央臺對該作品享有著作權，中央臺在各類節目、任何載體使用或改編此作品不需要征得演員同意也無須支付任何報酬。據說，演員的稿酬在1000元～6000元之間，而現在買一首歌，再拍成音樂錄像最少需要十幾萬元，趙本山說:“佩斯事件很能說明問題。”因為自從陳佩斯向春節晚會發難后，他徹底從這個舞臺消失了。